教育哲学 抛开全盘借鉴和 “拿来主义”这位教育家引领了教育新范式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把一门科学的发展描述为“常规科学”和“科学”交替更迭不断前行的过程。

　　前科学——常规科学——爆发科学——产生新的常规科学......从一种常规科学的“范式”进化到另一种“范式”，这就是科学。

　　英国比较教育家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Ernest Sadler）便是科学的领航者之一。

　　比较教育，以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教育为研究对象，研究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和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

　　19世纪，第二次工业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运动，科技的发展使得工业迅猛发展，市场竞争加大，欧洲各国经济发展迅猛，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发展初期的国家，刚刚接管原来主要由教会办理的教育事务，如何发展本国教育以适应国家对人力资源的需要？教育该如何发展、如何展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对此，各国都积极展开变革，向新的发展要求进行教育的探索。这时，取经他国、放眼欧洲、向国外借鉴优秀的教育经验，成为欧洲这些国家的自然选择。[2]

　　在当时的欧洲，出现了许多巡游的教育考察团，他们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前往国外调研，带来一卷又一卷的调研成果，其中就有比较教育之父朱利安。

　　马克·安东尼·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比较教育学科奠基人，在巴黎初登教育改善协会会刊《教育杂志》上连载了比较教育的开山之作《关于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第一次提出比较教育这一概念。

　　从朱利安的观点来看，教育是一种可借鉴的转移，他将教育转移视为一个理想的过程，可以不考虑教育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而进行单独分析。

　　在这一时期，法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库森说道：“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霍勒斯·曼也认为“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国外的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国内效仿。”

　　毕业后不久，他为政府组织服务长达20年，担任牛津大学地方考试常务委员会秘书，还出任英国教育部特别调查报告局局长一职。

　　从1903年起，萨德勒应邀担任曼彻斯特大学的教育学教授，而后任利兹大学副校长以及牛津大学学院院长数十年。

　　萨德勒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体现在报告和座谈会中，其教育思想发表在共28卷的《教育问题特别报告书》，以及论文《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中。[3]

　　时代背景下，萨德勒所开展的比较教育研究，其本质就是要通过对国外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从经验中理解、并寻求自身教育之法的改进。

　　在1990年发表的《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中，萨德勒用经典的比喻反映出他的思考：“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的时候……我们不能像小孩子逛花园一样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随意游荡从一丛灌木上采下一朵花，再从另外一丛采下几片叶子，然后就期待着如果我们把采集到的粘在一起种到自家的土壤里，我们就能有一棵活的植物。”[4]

　　在萨德勒的教育思想中，比较教育不再是单纯的移植和借鉴。借鉴加理解，是萨德勒坚信和追求的比较的本义。

　　以萨德勒的话来说，如果考察一下美国学校在促进自然研究方面的措施，就会发现英国在这一方面的短缺；如果考察德国、比利时、荷兰，就会发现现代语言的教育方法非常落后。[4]

　　何为教育规律？教育规律是教育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和原理，要达到有意义的借鉴，就必须探讨教育发展规律。

　　在萨德勒看来：最好首先从整体上去探索外国教育制度所蕴含的精神，接着再去从他国对待所熟悉的教育问题的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法的探讨思索中获得启发，而不是期待着从外国教育制度中发现有多少可以实际模仿的东西。

　　历史分析法是指通过对各国教育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沿革、发展的原因及阶段进行比较，揭示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因、作用因素和发展趋势的一种分析方法。

　　在萨德勒看来，学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在他看来，德国庞大的学校体系、美国对正规教育十分重视，其背后都是整个民族的支撑。一切好的真正的教育都是在国家发展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只有在对国家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比较才可能找到。

　　因此，只有历史地、全面地考察所研究的教育实体，研究整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才能得出真正有效的教育规律。

　　与历史分析法不同，因素分析法更加注重影响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和变量、这些因素之间、因素与教育之间产生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这些因素可能是、经济、文化等一些列社会因素。只有找到并充分理解这些因素，了解推动各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才能更好地掌握教育规律，借鉴和吸收外国经验。

　　萨德勒认为，教育蕴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方法或要素也根植于制度本身的土壤之中，彼此紧密联结。

　　萨德勒在谈到教育制度时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 …其中隐含着民族生活的一些神秘的作用。当教育制度寻求补救时，它便反映出民族特性的某些不足之处。出于本能，教育制度往往特别重视民族特性中尤其需要训练的那些部分。”[4]

　　在他看来，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合于他的需要。

　　民族特性是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其中则表现为各种因素和变量，萨德勒的比较研究方法相互杂糅，为后来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5]

　　朱利安作为“比较教育之父”，提出了“比较教育”这一术语，给了比较教育学科这一个身份，类似人类的姓氏。但在这之后，比较教育学科尚处在一种较为自发的状态。

　　萨德勒却如同母亲一般，孕育、抚养了比较教育学科，从研究者身份的转变、研究目的的转换、研究方式的过渡、研究方法的扩充、研究结果的专业化等五个方面明确了学科转型的要素，奠定了学科今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孕育出学科专业化发展的雏形，推动比较教育学科走向成年，迈过18岁这一门槛。[6]

　　萨德勒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外国教育经验的原因，而不只是教育经验的结果和表象。让人识到，教育与校外的种种因素有关。

　　此外，根据萨德勒研究专家西金森（J. H. Higginson）的看法，萨德勒从事的比较教育研究形成了一个学术体系，对学科的根源问题及当代发展都有着重要启示。[7]

　　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权威性的比较教育学家之一艾萨克·利昂·康德尔（Isaac Leon Kandel）正是萨德勒的学生。1906年获得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硕士后，他在萨德勒的建议下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与比较教育专业博士。

　　随后，康德尔也走上了比较教育领域。在方法上，康德尔完全秉承了萨德勒校外事物的影响比校内的更重要的历史主义观点，继承和完善了老师的因素分析法，提出民族主义、民族性、力量与因素等观点。

　　其比较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比较教育》一书中，前三章着重讨论了教育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国民性等的关系，分析决定各国教育制度的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这样以因素分析的方法，足见老师萨德勒的影响力。

　　萨德勒及其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众多教育家，推动了比较教育，更为现如今的教育发展有着许多启示。

　　在萨德勒所处的年代，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拿来主义”所笼罩，从别国寻求可以策略，略加思索便成为本国的教育是十分常见的。而萨德勒却从中找到了一条新的思路，引导教育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这是十分之难能可贵的。

　　从上世纪来到中国的国际教育，如今也已经从最初全盘引进，发展到如今的国际教育4.0，中间几经分析与探讨。而在今后的发展历程中，萨德勒大胆跨越、为新范式作出先驱性贡献的精神及其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依然广泛适用于国际教育领域。

　　[3]杨素萍. 萨德勒比较教育思想解读[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77-80.

　　[5]屈书杰. 迈克尔·萨德勒比较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J]. 比较教育研究, 2009(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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