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漫画歌谣集》与大后方的战时宣传

Mark wiens

发布时间:2023-05-12

  文章以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出版的《抗战漫画歌谣集》为例,探讨了全面抗战期间歌谣与漫画战时宣传的具体情况。《抗战漫画歌谣集》以抗日救国为宣传出发点,坚持宣传面向广大群众,《抗战漫画歌谣集》图像宣传与文字宣传相结合,且其歌谣、漫画都具有生动通俗,贴合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特点,广大民众容易宣传产生情感认同,对消除民众抗战悲观情绪,警示民众莫当汉奸,动员民众参军,构建民众国家认同与呼吁民众规范日常生活支援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的美国传播学者曾经在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指出:“它(指宣传)仅指以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一点但欠准确地说,就是以消息、谣言、报道、图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方式来控制意见的做法。”战时宣传的重要性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在抗战中的中国也没有被忽视。

  抗战时期的漫画宣传在所有宣传媒介中处于重要地位。由于当时国民文化素质及受教育程度较低,读书多限于识字和知理层面,一般百姓生活很国情了解更少,对日寇作为异族“他者”缺乏深度认知。提升广大民众的觉悟,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成为战时宣传的重要任务。而在群众文化素质较低的情况下,漫画由于具有其他宣传媒介难以替代宣传功效,加之作为一种任何国人都能一望而知的图像方式,由是成为重要宣传工具。抗战时期,适应民族救亡形势的漫画在一大批爱国美术工作者的努力创造下得到蓬勃发展,美术工作者以救国为己任,画家们组成各种宣传队、工作团,奔赴抗战前线后方,用画笔唤起民众,鼓舞士气,歌颂抗战将士,揭露侵略者罪过,艺术创作伴随着思想感情的变化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在动员、宣传抗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歌谣是时期广泛流行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深得普通民众喜爱。抗战时期,歌谣在大后方极为流行,是为重要的抗战宣传工具。抗战大后方对歌谣的重视体现在报刊杂志刊载歌谣的情况,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等抗战大后方都出版过与抗战有关的歌谣集,包括《大公报》、《国民公报》等上千种报纸、期刊及书籍,另有专门的歌谣集,如1941年成都市民教馆出版的《抗战漫画歌谣集》等。

  《抗战漫画歌谣集》(以下简称《歌谣集》)来源于网站“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该书于1941年1月1日由成都市民教馆编辑出版,主要面向大后方的民众。《歌谣集》全书共48页,该书插画均为通过版画呈现出来的漫画,其封面为蒋介石黑白版画头像,封面左侧配有“抗战漫画歌谣集”几个隶书字体。封面下方为《歌谣集》的出版地点与出版时间,时间的纪年方式为纪年,其标明的时间为“二十九年元旦”(即1941年),《歌谣集》第一二页分别是孙中山先生“总理遗像”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林主席”像。

  《抗战漫画歌谣集》封面,画像上的人物为蒋介石,封面中还标有出版单位“成都市民教馆”与出版时间“二十九年元旦”。

  作为一本“漫画歌谣集”,漫画与歌谣是本集的主要内容。《歌谣集》从第三页开始进入主体部分,本集歌谣句子多为七言,也间有三言四言的句子,歌谣句子押韵,富有音韵美,便于民众吟咏。歌谣语言生动通俗,注意将民众日常生活与军事活动联系起来,使得一般受众比较容易接受,也会起到对普通民众号召动员的作用,如“秋风起,叶儿黄,割谷碾米做军粮,我即吃饱去打仗,犹如猛虎下山岗”,将“割谷碾米”等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活动与保家卫国联系起来。大多数歌谣配有生动夸张的版画。《歌谣集》的版画题材多样,元素丰富,人物刻画引人注目,突出抗战军人的高大形象,也会勾勒出日本侵略者丑陋可恨,厌战情绪高涨的形象。《歌谣集》中的漫画场景描绘精彩,出现过抗战民众,爱官,日寇汉奸等与抗日战争有关的各种人物,也不乏中日军机交战,中队行军等战争场面的呈现。

  抗战时期,中日在宣传阵线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日本侵华蓄谋已久, 除了军事侵略外, 同样重视利用思想文化征服中国人心,通过漫画、歌谣等各种方式来破除日军宣传成为当时文化界的重要责任。同时,加强宣传也有利于振奋民众士气,更好地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战争,为抗战胜利奠定重要基础。《歌谣集》作为战时大后方出版的宣传书物,也成为对民众的进行抗战宣传的重要媒介。《歌谣集》的宣传主要分为以下若干方面: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接连失手,国土沦陷,正面战场一度呈现出接连战败的颓势,大后方流传起了“失败论”,不少民众流露出浓厚的悲观气氛。在《论持久战》中谈到,有个湖南的学生写信给他,当给乡下农民做宣传工作,时不时会听到“中国打不赢,会亡”的声音(见《选集》第二卷第441页),可见当时民众中间倾向战败的悲观气氛之浓厚。想要改变民众的悲观心态,需要向民众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必会在战争泥潭中灭亡的道理,从而消除民众心中对日军的恐惧。《歌谣集》第25页中写道“日本鬼子太凶狠,一口想把中国吞。谁知不慎把脚失,连人带马滚泥坑,愈陷愈深沉。眼见泥淹颈,可怜白白丧了身。”。配画则描绘了一个日本军人头以下的部分都淹没水里,水上则写着“中国”二字,歌谣和漫画用通俗的方式向民众宣传了日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上必然会失败的道理,对消除弥漫在民众中间的悲观战败论有重要意义。第45页中写道“东洋兵卒多反战,不帮军阀把命拼”,《歌谣集》向民众塑造了反战厌战,士气低下的日本军人形象,同样可以起到振奋民众士气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军阀割据山头林立,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民众对国家缺乏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抗战时期大量汉奸出现,甚至汪精卫等也接连投敌。《歌谣集》用了大量篇幅来警示民众莫当汉奸,通过歌谣与漫画描绘汉奸的丑陋形象,告知民众汉奸最后悲惨的结局达到宣传的目的。如37页中“身家性命难保全,留个臭名万万年”,配画是一汉奸双手被反绑,三个穿军服的中人对其进行审判。38页的配画中描绘了汪精卫与秦桧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汪精卫,与秦桧,今古两个大汉奸,求荣不要脸”,《歌谣集》引导民众将汪精卫与秦桧联系起来,秦桧作为家喻户晓的大奸臣,使得汪精卫求荣的丑陋形象更通俗地展现在民众面前,使得民众内心进一步生发出对汉奸的厌恶,对民众选择拒当汉奸有重要促进作用。

  全面抗战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中日军队爆发了多次会战,由于战争烈度空前,加之中队训练,武器装备远逊于日军,中队在战争中产生了大量减员,亟需广泛动员民众参军。兵役宣传是做好兵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是动员适龄青年应征的有效手段,也是确保完成兵役任务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因而兵役宣传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着兵役动员的成败。《歌谣集》中便有大量篇幅与宣传号召民众从军有关,有的歌谣直接号召民众参军抗敌,如“太平年呀,太平年,太平年来,乐无边,要打鬼子努力干,不打永无太平年”,“兄妹双双插黄秧,兄插左行妹右行,鬼子打来无秧种,杀了鬼子再种秧。”,有的歌谣则以壮年男子的父母、心上人或妹妹的口吻鼓励其积极参军,使得宣传受众较易产生感情上的认同,使之更易接受宣传动员。“今朝就把锄头放,提起刀枪上战场,随他鬼子来多少,包他个个见阎王。”,配图则是男子告别妻子上战场;“杨柳叶儿青又青,妹做看护哥当兵,假若你们挂了彩,奴来看护也方心。”;“杨柳叶儿青又青,老父教丁去从军,人活千年亦是死,战死沙场有名声。”;“送儿送到五里亭,双亲有言儿细听,卫国保家休怕苦,不打胜仗不回程。”等,都是直接发起对爱国青年发起动员号召。

  除此之外,《歌谣集》还塑造了抗战军人光辉高大的形象,歌颂了抗战军人保家卫国的事迹,并以此激发爱国群众的家国情怀,从侧面达到动员民众积极投身抗敌的效果。“中国飞机威风显,一鼓作气卫上天,耳听机声波波响,日机打得冒烟烟。”,配图则是涂有“青天白日”的中机击落日本飞机;“旗儿飘,旗儿飘,旗儿下面千把刀,前仆后继不怕死,保卫祖国莫辞劳。”歌谣描绘了中队进攻前的场景,并以“前仆后继不怕死,保卫祖国莫辞劳”一句表明抗日军人保家卫国的心志,会使得爱国民众产生感动与敬佩的感情之外生发从军报国的意愿。

  并非所有民众都可以直接投身军队到一线抗战,但是后方的民众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为抗战做出一份贡献。普通民众服从政府有关号令,并以此规范日常生活,同样可以为抗战作出贡献。《歌谣集》便将宣传着力于构筑民众对国民政府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号召民众服从政府号令,呼吁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为抗战作出贡献。如第4页中“我总理,我主义!全国奉行志不移!”,配图则是几个男子手持书本,书本写着“三义”“民族”等字;第5页“爱,守法规,民族利益不可违”,配图是几个抗战军人向当时的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敬礼等,都是《歌谣集》向民众宣传三义思想与国家观念,从而构筑民众的政府认同。

  总的来说,《歌谣集》呼吁民众从日常生活中支援抗战主要分为以下若干方面:不为敌人提供便利,“敌深入,路不明,大家不可去指引”“军机情,贵秘密,不与敌奸探消息”“敌军来,买柴米,不卖与他便饿死”;生活节俭减少浪费,“前方将士全武装,后方小姐穿舞装,想一想,不应当,快快节约济前方。”;动员民众加紧生产,“后方加紧来生产,才有力量打东洋”。

  1-8图中的歌谣为“前方将士全武装,后方小姐穿舞装,想一想,不应当,快快节约济前方!”,《抗战漫画歌谣集》旨在藉此呼吁后方民众生活节俭,支援前方抗战

  值得一提的是,《歌谣集》尤为强调呼吁民众伪币日货。抗战时期,日本为了扰乱国民政府货币秩序在沦陷区发行各类伪币,战争各方利用货币达到自身目的,伪造货币的广泛流通使得原本混乱的金融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在日本发动货币战的情况下,动员民众拒绝伪币对打赢货币战有关键作用。《歌谣集》中注重向民众揭露敌人货币是服务于侵华活动的“伪币”,并引导民众拒绝使用,如第8页中“敌奸币,是伪票,大家拒用烧毁掉”,配图则是一个男子手持印着“日本银行 1元”“伪钞”的纸张放在蜡烛上烧掉。另外,抗战时期,日本大肆向大后方走私各种奢侈消费品与毒品,该举动意图乃借此摧毁中国的抗战经济体系,使中国无力继续抗战,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为了应对日本的日货倾销,必须发动民众日货,《歌谣集》第9页中“用国货,倡土产,东洋仇货不可买!”,便是号召民众日货的有力宣传。《歌谣集》向民众宣传日货,有利于提升民众拒绝购置日本商品的主动性,对打赢日本发动的经济战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漫画歌谣集》将图像与文字相结合,将抗战的宏大时代主题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版画与通俗易懂的歌谣进行抗战宣传,对提升宣传效能,使得宣传可以更进一步深入大后方群众的心,对更好地做好大后方地区的宣传工作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在宣传内容上,《歌谣集》将抗战与民众联系起来,将国家存亡与民众的自觉行动联系起来。《歌谣集》通过宣传构建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民众普及可以有利于国家的个人之举动,向民众揭露日军好战必亡的真面目,积极宣扬中队保家卫国的正面形象,极力引导民众从事各种有利于抗战的活动。

  总之,《歌谣集》整篇都始终以“救亡图存”为宣传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始终坚持宣传面向广大民众,始终坚持宣传面向抗战的现实需要。通过有力宣传,《歌谣集》推动了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大后方的巩固建设,动员大后方民众参军卫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为促进抗战胜利的到来发挥了宣传与文化界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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