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方法”的媒介人类学研究

　　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正在于将媒介“定位为一种社会实践”，关注人们如何围绕媒介展开活动实践，从而探究媒介是如何嵌入到不同社会与文化生活之中。

　　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正在于将媒介“定位为一种社会实践”，关注人们如何围绕媒介展开活动实践，从而探究媒介是如何嵌入到不同社会与文化生活之中。

　　正如“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有一套独特的问题和词汇来理解这个世界”一样，作为探析不同社会现象和阐释文化意义的人类学研究来说，除了要面对研究“什么”的问题，更要面对研究者在“哪里”从事研究的问题。“在哪里”逐渐形类学研究中的基本情境，即田野。田野的观察、记录与民族志的书写，构筑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进而形类学的“方价值”。

　　对于媒介人类学研究来说，从人类学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沿袭而成的工作方式，让人们得以将研究视野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和某个具体的空间和“方位”之中。在此研究取向的引导下，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者将媒介理解为不仅仅是组织或个人使用的技术，技术的存在更是“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条件，同时存在于特定的文化领域以及作为整体的社会中”。

　　如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看，在以往媒介人类学领域中已产生了不少讨论。简单概括，可以发现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在研究个案中对民族志方法的具体实践。二是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也包括了人类学界本身对传媒研究的关注。三是具体操作及方法拓展的讨论。

　　所谓人类学研究中的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主张把社会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并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者要描述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群体，应该将这个“个体”放置于它所处的文化整体之中，需要全面详尽地对该群体生活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进行调查。

　　在研究中，如果能够意识到整体主义的存在，就会让研究者真正体会社会情境、文化结构的细微之处以及它们对媒介实践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只有当研究者进入到“那里”的田野，才能以“局内人”的视角去切身感受并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处境和文化情境，从而真正体察人们对技术的使用，实则就是个人和群体生活方式的展现。这种进入的方式，我们也将其理解为一种“嵌入性”的观察方法，它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我们不再把任何一种单一机制，当成文化实践者作出决定的‘纯粹’动机。”

　　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要求研究者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生活展开观察和研究，使得民族志的工作方法带上了强烈的“嵌入式”色彩。这表明，参与观察带有人际互动的方式和技巧。然而，“如果你想知道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和生活的，为什么不跟他们谈谈呢？”这个观点，表明了民族志的人际互动方式中，访谈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料搜集方法。

　　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中，对访谈主题、访谈形式、访谈准备、访谈过程等操作步骤论述已经极为充分，本文则将访谈置于整体论和情境主义方的视角下进行讨论。

　　我们将媒介人类学研究中的访谈归纳为三种方式：“共情”的访谈、观察式的访谈、过程性的访谈。媒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常常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互动。田野工作的过程也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建立共鸣感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展开的访谈，就是“共情”的访谈。 民族志常用参与观察来描述其基本特征，这也决定了田野工作要尽可能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媒介人类学的访谈不是只拿着录音笔就可以完成提问的简单工作。

　　访谈涉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过程，这种互动本身就是过程性的展示。我们将媒介人类学的访谈称为过程性访谈，意在突出这种访谈进入对方生活世界的独特优势，即过程性访谈并不做事先的预设，而是在谈话中了解对方兴趣并与其做知识上的互动，最终建构起对其行为实践的理解。

　　媒介人类学秉承人类学研究中的整体观，将人们围绕传播与媒介的实践活动还原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场景中，因而民族志的观察与记录被看作其研究方法的核心，更有学者认为，“对民族志本质的认知直接关系到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做田野笔记”的问题。田野笔记的完成，有赖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与文化情境的深入，这种方式，自田野观察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始就已奠定其基础。我们将媒介人类学的田野笔记看做是创造意义的过程，是研究者对“事实”进行筛选后的结果。

　　我们将田野笔记看做是创造意义的过程，并不意味着研究者的记录和解读是随意和极度个人化的，相反，我们认为这种意义的由来和生成，应该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生活情境与文化逻辑的充分了解基础上。这也正是文章前述所讲的“嵌入式”的观点，它提醒我们，一个文化中各不相关的部分，其实有着层叠的复杂关系。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媒介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笔记，则可以将这种田野笔记理解为一种致力于“揭示、描写本土性意义”的记录。这种对本土意义的追求，意味着研究者要始终处在研究对象的语境中，去尽力展现对方的生活惯例和经验世界。

　　当我们在田野中经历了观察、访谈，完成田野笔记之后，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书斋，开启另一段远距离理解研究对象并书写研究性文本的征程之时，我们发现，无论此前的工作如何展开，要在知识共同体中进行学术性对话，并将自己的观察与研究传递出去，研究性文本的书写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媒介人类学的文本写作来说，当然没有固定的样式和规则，但是，在媒介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民族志不仅意味着基本的工作方法，更是一种研究的重要取向和文本表述的方式，因此，作为媒介人类学研究整体中的重要环节，我们也将这种特有的文本表述方式从方的角度来加以阐释。从文本表述角度来看，民族志的书写是对田野现场工作进行的文化解释，因此，这种文本写作带有了“高度情境性”，它要求研究者“到过那里”，在另一种生活与文化情境中完成描述。

　　而事实上，在一些声张自己运用了媒介人类学方法的研究中，似乎难以看到媒介人类学的特质及其表述色彩，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些研究者将零星的访谈资料加以呈现，或是提供了某个个案的介绍或“举例”，就认为该研究可以称之为媒介人类学的分析。媒介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围绕研究对象的媒介实践活动展开分析，而这种分析是必须进入到对方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结构中进行整体性观照之后的结果。这种观照，提醒研究者不能仅将媒介看做是介入个体和群体的技术与中介力量，更是构成今天人们生活、形塑人们行为观念的基本环境，而人们对于媒介的运用方式、观念养成、行动系统都根植于生活的“整体情境”之中。因此，要完成这些讨论，就应该包含了对人们整体生活方式的描述、理解，对媒介使用行为的“过程性”等方面的了解。这样，在具体的写作中，不可避免地会让媒介人类学的文本带上了强烈的“叙事”色彩。

　　在今天，随着媒介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影响，尤其是在我们所面对的媒体“往往再不是生产内容的机构，而是日常生活的器具、基础建设，甚至是整体生活环境”的背景下，研究者更应该回归到媒体、传播与人们社会生活的互构关系之中。同时，研究者还应该深入到不同的研究群体和文化现象中，探析媒介技术如何形塑群体文化、构筑生活意义以及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等问题。当然，本文的研究，并非是要提出一套媒介人类学研究的“独特”方法，并且，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或许并不只是方法上的“独特”，而更多在于研究的取向和路径使之形成一个独特的领域。而媒介人类学的取向在于讨论围绕媒介展开的人的实践和文化行为，传播与社会生活的互构等问题，要完成这样的讨论，势必要面对方法的问题。因此，本文无意去凸显媒介人类学的独特性，而是要讨论媒介人类学研究为何要用这些方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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