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线年中国艺术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Mark wiens

发布时间:2022-11-20

  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大连大合主办,大连大学东北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院承办,民族艺术杂志协办的主题为“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建构”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

  20日上午的会议由广西民族大学的廖明君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王杰教授评议,下午的会议由《民族艺术研究》杂志社主编马云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色音教授评议。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荻野昌虹、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邢莉、山东大学张士闪、四川大学李祥林、浙江大学王杰,上海交通大学尹博士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从21日起到22日上午,共分为艺术人类学与非遗理论研究,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研究,民俗艺术研究四个组,共有8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次会议的发言与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写艺术”与理论方法新趋向,非遗项目的复兴经验与艺术产业调查,传承人的价值与技术重构研究以及艺术与各种“认同”功能的关系探讨。

  在2017年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艺术与情绪情感研究的深入,图像叙事出发的多元化证据法,艺术与性别研究以及艺术与经济之间关系研究的纵深发展。这五个方面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同时,也显示出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新趋向。

  首先是写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在此次会议中,发表了题为《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论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的报告,她在论文中提到艺术人类学从学科的定义、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包括学科术语都是来自西方世界,所以,我们只有真正的真正的读懂了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基本研究角度才有可能看清楚今天中国艺术人类学所要走的路,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她详细的论述了西方的艺术人类学发展的古典、现代与后现代三个阶段,并分析归纳了每个阶段所使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而指出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经济也高速增长,几乎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一百年所走的路,但这条路又不完全是西方的路。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的艺术现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西方人类学家所界定的“后现代艺术界”,在中国不仅也一样存在,还由此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现代艺术界”,新的社会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来总结,也需要有新的民族志来记录和来研究这一社会事实,如何”写艺术”在学界也变得越来越迫切。这篇报告从宏观理论角度提纲挈领的指明了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目标以及研究方向。

  其次,艺术人类学中情绪情感研究的兴起。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认为对于艺术实践者体验、理念、情感的观察、体验和深度的访谈研究,有可能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艺术实践中动作和复杂性和对观念和情感的表达性。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同样选择情感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他将影视作品作为研究的切入口,分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由红色乌托邦与乡愁乌托邦这两种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情感结构。东南大学的孟凡行也对艺术民族志研究中的情绪情感研究有了论证,他认为不同于艺术哲学和美学,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要基于一定地方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在对具体的艺术研究中,重点注意对地方性和地方感的双重挖掘。后者更多是对艺术的能动性、艺术界中人的情感、感受等的考察,阐明作为艺术界特殊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为整体的艺术民族志建构艺术层。

  第三,新的民族志方的提出,即从图像叙事出发的多元化证据法。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运用各种时期的图像、民间口头传说、碑文文献以及田野调查中的仪式相结合从而对中国民间信仰以及中华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崔洁同样从潍坊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家堂这种视觉图像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和研究家堂图像在祭祖仪式中的具体作用,图像与仪式的关系,以及它作为祖先信仰载体所发挥的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他们的研究,为艺术人类学的视觉研究开创了一条从图像叙事出发的多元化证据法。

  第四,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艺术与经济之间的纵深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色音教授梳理了20世纪以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界学者对于民俗艺术的关注和促进,并详细阐述时代更替下,年画题材的演变,探讨了与民间艺术之间的关系。山东大学张士闪调查了山东洼子村的组织结构方式,为研究当地的乡民艺术与当地地方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董波教授认为《乐记》将“声”“音”“乐”的逻辑关系上升到人伦的音乐伦理学观点;对“礼”与“乐”异同的分析,展现了礼乐文明的音乐观。浙江财经大学罗易扉带介绍了美国艺术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斯坦纳关于非洲艺术的研究。谈到他的研究通过展现流通中的非洲艺术所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详细描述了资本通过艺术物品流通渗透的过程,并提出了原真性的问题。此外,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谈到到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

  此外,有的学者提到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对人类学中的性别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他认为性别研究,立足人文关怀,着眼性别差异,努力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语言、文本、思维特点、行为方式乃至婚姻制度、族群意识、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创造、文化交往等等方面问题,从而构建起不乏现代批判色彩的理论体系。就相互关系言,性别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学术激发,是双向互动、彼此受益的。在中国艺术人类学领域,性别理论也得到积极运用且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研究成果。

  首先,关于时间、文化空间与非遗复兴的关系问题探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荻野昌虹教授用一个日本海港的案例来证明一种间接或者潜在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就是复活曾经存在,用现实的空间展示凝固的时间,从而将空间做成一种艺术品。这种时间感,可以通过空间的生产将文化遗产稳定下来。他的理论也为民间艺术复兴带来的文化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北民族学院的石庆秘教授谈到文化的发生、传承与变化是一个区域文化生态关系共生的结果,恩施地区的公共艺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旅游业的兴盛,土家族、苗族等民族文化在公共艺术中以各种形式被重新发掘、复制、演绎、推广,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者积极作用,同时,唤醒了本地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内省。另一方面,在面对信息化、全球化、商品化、消费化的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粗制乱造、伪民俗、伪文化、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

  其次,关于非遗项目的功能与复兴因素的探讨。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以复兴的非遗代表项目——潍坊风筝为案例,梳理了风筝这种民间艺术数千年来的功能转变与潍坊风筝业发展的历史根基,用文献结合现实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证了一种手工艺的产生与传播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土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手工艺的功能可能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那么如果手工艺品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不改变核心技艺的状况下,找到新的可以被大众接受的功能,那么就具备了复兴的基础。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项目在进行生产性保护时可以参考的一条重要经验和成果。

  以目前的案例来看,越来越多的传统非遗项目开始在现代生活中开始转型,并且走上复兴的道路,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仍然有一些非遗项目急需研究者进行详细的调研去找到合适的保护方法,帮助其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从而走上复兴的道路。咸阳师范学院的强东红梳理了西方民歌兴起的条件与因素,进而对陕北民歌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陕北民歌是乡村社会和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产物,与前工业文明相适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带有民歌元素的经验形式表征当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才能带来陕北民歌的复兴和繁荣。云南师范大学黄龙光谈到随着峨山彝族自治县全面推行殡葬制度改革,彝族花鼓舞丧礼仪式展演必然会面临冲击,如果当地彝族人花鼓舞“送灵归祖”原生功能的丧失,彝族民间花鼓会将会普遍面临解散、解体的危险,随之彝族花鼓舞的传承发展也会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保护的关键因素,也成为研究者的使命。

  最后,关于艺术产业发展现状调查。渤海大学于富业对萨满剪纸产业做了调查,他认为萨满剪纸的保护与传承既有成就也有不足。在当前社会下,推动萨满剪纸的新媒体传承,整合开发萨满文化资源,将萨满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成文化产业资源优势,让萨满剪纸融入百姓生活,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北京联合大学韩澄通过对京津冀地区金工业的调查发现,三地经济一体化进程固然有一定发展,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产业分工不明晰、相关扶植政策不统一等问题的影响,导致整体推进有一定阻力。他认为,在传统金属工艺生产与制作领域,城市定位与区域经济规划深刻的影响着传统业态的布局与发展,如何能够摒弃地域壁垒,合理统筹打造有特色的传统手工业态经济成为研究的重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既包括社会价值又包括经济价值。追求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所造成的知识重构也是当前艺术人类学民族志中关注的一个热点。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教授李松杰从近年景德镇陶瓷创作界所出现的“代笔”现象入手,分析了新型的代笔现象与陶瓷生产中技术和身份差异有密切关系,也与陶瓷是工艺品抑或艺术品的争论有关。此外,与此相联系的是对代笔现象背后市场交换、利益分配、文化需求、身份正义等诸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来自无锡太湖学院的朱翊叶宜兴市丁蜀镇的一个传统的手工艺陶瓷社区——潜洛村为个案,分析了宜漂们的人际关系结构,勾勒出他们的成长轨迹,探讨他们是如何与宜兴紫砂文化互动融合和发展的,揭示了当地的技术体系重构现象。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杨柳云南鹤庆新华村细金工艺为个案,剖析了当地工匠的学艺之路和传艺之道,发现新华村工匠紧跟市场需求,在与夷方、藏区、城市精英文化的互动中,积极学习对方优势,并结合自身工艺特色,逐渐转变产品艺术风格和自身角色定位,以适应更大范围内的市场需求。这些工匠传承人也在新的价值观下重新完成了技术的重组。

  四川师范大学钟玮谈到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可持续性发展观念下,藏羌织绣手工艺从有形实体向无形价值方向的探索和转化。她认为藏羌织绣手工艺可持续性之服务转化是社会物质进程与文化进程中的创造行为与活力,是在服务开发和价值创新之间建立一种新的逻辑关系,从而进一步实现藏羌织绣传统手工艺的时代智慧与现代性价值。

  在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中,有音乐也有造型艺术,舞蹈,歌曲等类型的艺术方式,在这些年的田野民族志中,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各种民间艺术所具备的认同功能,在此次会议中,针对艺术的“认同”研究的不同层次,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宗教认同等,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是关于艺术与民族认同的讨论。内蒙古艺术学院魏琳琳通过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音乐与认同”文献历史性地梳理后发现,在后现代的语境下,通过从“认同”视角切入,可以为民族音乐学个案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的理论方法。河北师范大学的赵书峰谈到,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后工业化、后殖民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致使传统音乐的族性边界出现动态移动,或走向模糊,甚至是消解,由此导致了传统音乐认同的发展与变迁。浙江音乐学院探讨了新宾地区当地传统音乐与该地区建构的满族仪式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满族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带来了非“本真性”的音乐如何体现认同的问题。

  其次,关于艺术与宗教认同的讨论。南京艺术学院杨曦帆谈到川青高原上一个藏传佛教教派地区的个案,当地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的宗教认同,同时文化艺术的复兴的主要根源也是来自于其信仰所造成的认同。西南大学胡晓东同样谈到了宗教艺术与认同之间的关系。他以云南玉溪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汉传佛教音乐为例,研究和分析了在历时与共时语境下,佛教音乐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进程中的教化与治理功能。

  最后是关于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的表述。大学的次仁朗杰谈到藏族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和补充,促成了其国家在场语境下的当代音乐文化的重构,并得到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山东工艺美院的荣树云提到在当下,非遗语境中的民间艺人对社会身份的自觉追求,既有西方现代性文化反思的共同性,也有中国语境文化自觉的独特性;既有国家意识形态整合转型的内在贯通性,又有理性小农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的实践性。她着重讨论了国家机制如何建构民间艺人的社会身份,以及民间艺人为何并如何实现该“社会身份”,两者的“共同作为”又如何重新塑造了非遗语境中的“新民间艺术”。

  21日晚上召开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会,共同商议并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个是建立建立艺术高校联盟,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另外一个是2018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地点将由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承办。

  此次大会的报告精彩纷呈,热点频出,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探讨外,还有很多精彩的讨论以及个案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多赘述。22日上午的大会闭幕式,由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邓佑玲担任主持,并由浙江大学王杰、云南艺术学院申波、四川大学李祥林、中国传媒大学王杰文分别对四组发言做了小组总结。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的张喆代表费老家属以及费孝通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真心祝贺此次会议召开和获得丰硕的成果。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秘书长李修建做了学会工作报告。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致闭幕辞和并对大会进行总结。针对大会中有学者提出的如何重塑中国艺术人类学目标的问题,她做了以下回答,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目标是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撰写,描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中国艺术发展的现状及历史的知识体系,由此阐述中国艺术经验,建构中国艺术本土理论,同时,通过艺术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及基因,进而与其他学科一起探索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道;同时,与西方展开对话,或者将中国的艺术历史和发展现状,整体的描述出来贡献给世界的学术界。

  此次会议取得了成功,会员们一致对会议的承办单位大连大学东北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院为这次会议付出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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