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习总关于文化的重要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特别是习总关于中华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正确认识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习总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这一重要论断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文化。首先，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演进中各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各民族在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中华文化，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所以，习总强调“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其次，指明了各民族文化包含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其文化对中华文化这个“集大成”作出了贡献。所以，习总强调“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第三，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特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在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超越于某个单个民族的自我认同观念，是凝聚中华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认同。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山河、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生息和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在相互交流、借鉴、吸收和互补中促成了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为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创造提供了动力和源泉。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而且造就了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中华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创造。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在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中国项目中，少数民族的占到三分之一，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不畏艰险、开拓奋进的革新思想，崇尚为社会、民族、国家的集体思想和行为，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在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之所以挺过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习总指出：“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演进中，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早已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文化也早已与各民族文化深深地熔铸于中华文化的肌体，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整正确地理解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结合习总对中华文化的概括和历史事实来看，二者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有个性、特殊性，才有共性、普遍性，共性、普遍性存在于个性、特殊性之中，个性、特殊性又服从于共性、普遍性。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之一，有其自身鲜活的特点和独特性，正因如此为中华文化这个“集大成”作出了贡献，中华文化这个“集大成”涵盖了文化。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生活在高原的各族人民，面对独特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生存环境，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知、适应、改造、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与其他民族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和发展了特色鲜明、形态多样、内容极为丰富的文化。具体地看，文化是在我国相对缺乏文化积淀的青藏高原游牧地区走出来的比较成功的文化范例。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比较丰厚和繁荣的文化类型，在长期发展中于历史学、文学、建筑、工艺技术、天文历算等方面几乎都有较为系统而完善的发展和进步。这其中既有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又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佛经贝叶经；既有浩如烟海的文物典籍，又有独具魅力的绘画、雕塑、歌舞等艺术文化。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对其产生过频繁而重要的影响。
远古文化与中原古文明具有同源性。居住在高原的先民们从一开始就是造就中华文化的基本单元。据考古发掘显示，地方的旧石器文化在类型与加工技术等方面与我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明有着密切接触。以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与其相邻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文化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其中，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细石器，明显带有我国北方草原民族的风格；自古不产“粟米”而在遗址中又恰恰发现，则有力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起地区就接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历史上，黄河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南下进入四川、、云南等地，开创了著名的“藏彝走廊”文化通道，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宽度和广度。高原的先民们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胼手胝足，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远古文明。的古文明正是从中华文明的源头迸发而出，而又在祖国西南边疆这块特殊的地域创造了独具特点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
文化在未受佛教影响之前与中原文化在许多方面和领域具有互融性。民族在文化属性上的相近、相似、相同点，是判断不同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有着不同寻常关系的重要标志。比如，原始苯教与中原地区的“巫”同源，并且有着充分的文化形态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依据；苯教与原始道教同源于上古华夏的原始宗教，著名三世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在其宗教学名著《宗派源流》中鲜明地指出“道士教即苯教之起源者”，并引用其上师的语录“老君与苯教教主敦巴辛饶为一人”；多识教授通过对藏族来源于年马桑种的传说和牦牛图腾、雅隆六牦牛部、越嶲羌古地牦牛（雅隆江）烛姓人祖籍耗牛河（金沙江上游）和“人身牛头”的炎帝的图腾种姓标志进行比较，肯定地认为：以“炎黄”并称的“炎帝”就是“年帝”，是古代藏族年姓种的祖先之一。汉藏两大文化之间还存在着难得的令人惊讶的文化亲缘：藏疑可引汉作注，汉疑可由藏作解。比如，古时中原地区常常把家中长子称为“孟”，次子称为“仲”，三子称为“季”，而古藏文文本称开天辟地第一王为“孟兰兰伦伦”，即带有“孟”；在藏缅语系中也多保留“孟”为“长官”之意，这是宗法权力转换为社会权力的典型例证。吐蕃赞普在历史上曾封南诏王为“赞普钟”，意即“兄弟之盟”，特指吐蕃排行第一（孟），南诏排行第二（仲）。
唐代中原文化对文化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唐朝时期是汉文化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伴随着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和亲，汉文化对吐蕃社会在天文、历算、工艺、美术、风俗、艺术、典章、制度、服饰、造纸、医学、建筑、佛教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据历史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带进了360部佛经、60部工艺著作、60部医书、80部占筮历算书以及食物制作法、农业耕作法和字典、辞典等书籍，促进汉藏文化大规模的交流。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都松莽布支时，汉地的茶叶和碗（瓷器）传到了吐蕃；该书还对茶叶的种类、瓷器的辨别和分类、内地汉族和蒙古族刀剑技术在吐蕃的传布等知识予以详细记载。中原地区的天文历算传入并藏译后，其《易经》立名为“博唐”，它是以阴阳五行配合十二生肖按天星远数而进行推算禄命气运之术。吐蕃派出大量贵族子弟到唐朝国子监学习典章制度和儒家经典，对吐蕃的政权结构、社会管理体制、伦理、艺术和法律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松赞干布仿照唐朝法典，把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参考标准，颁定了包含有“教亲敬上”“孝顺父母”“非礼勿动”等条文的《二十条律》；赤热巴巾模仿唐朝皇帝登基后颁布的年号制度，为其制定“彝泰”（意为“长久安泰”）年号；吐蕃赞普还将唐朝典章制度中的告身制度、府兵制度以及宰相、节度使等官职名称借用到吐蕃官僚队伍之中，为吐蕃的制度打上了深深的汉文化烙印。与此同时，文化对中原文化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唐太宗时，吐蕃的马球运动和马术传至长安，吐蕃的涂面护肤习俗和衣着装束对汉族妇女也产生过极大影响。
元代以来文化的发展与中原文化具有一体性。元明清三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时期，和祖国内地上的统一促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中央政府对地方行使有效管辖和治理，使地方的基本制度成为内地中央王朝行政制度的地方化形式。例如，元朝对地方采取了宣政院领导下的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下设的千户、万户管理等制度，在普遍实行元朝的法律。明朝在地方封建“五王”，实质上是对元朝以来开始在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推行的土司制度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清朝对加强制度化管理，实行驻藏大臣制度，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一系列法规。元明清时期的藏族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已经从之前的“宗教性境域观”发展到了新的民族境域观——中国大一统境域观。诸如，《汉藏史集》《新红史》《青史》等藏文典籍，把地方与西夏、汉地、蒙古等民族、地方同属一个中国的思想和认识写入书中。元朝中央政府在1285-1287年间组织藏、汉、维等佛教学者，对藏汉两种文字的佛教大藏经加以核对，勘察异同，这是当时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座文化丰碑。明朝通过朝贡与赏赐、贡使的购置以及民间贸易，中原地区的瓷器、丝绸、茶叶、盐铁、丝绢、彩币、典籍等大量涌入地区，的马匹、皮毛、麝香、氆氇等特产输入中原。明朝在内地刊刻了藏文版大藏经（甘珠尔及丹珠尔），分发于藏族地区的各寺院，这是藏文大藏经的最早刻制。明朝中央政府还设立译学机构，藏族学者任职其中，《西番馆来文》及《西番译语》为明代最早在内地刊刻的藏汉合文的词汇及官方文件。清朝官方刊刻的《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及章嘉编撰的汉藏梵三体的《贤者之源》等文献，都是当时有关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辞书。清朝时期汉藏工艺通过朝贡赏赐和民间贸易两种渠道得以沟通。自乾隆起清朝在发行货币，至清末带有龙纹、雁纹、鱼纹等图案的邮票均流通于地方。同时，藏传佛教艺术为祖国内地的工艺美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清朝宫廷中使用的生活用品及工艺品上可以看到诸如七政宝、七珍、八吉祥、聚宝盆、宝杵纹等融合汉藏艺术符号的装饰纹样，还多见藏文、梵文等字饰。时期,虽然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体性得到切实维护，特别是蒙藏委员会在设立办事处，对地方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推动了文化的一体性进一步发展。
各族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文化在价值追求上与中华文化具有一致性。中国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始终以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新中国的成立，给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边进军、边筑路、边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雪域高原传播和发展，孕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老精神”，广大农奴在先进思想文化启蒙中觉醒，《叫我们怎么不歌唱》唱出了百万农奴的心声。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一批文艺工作者进藏采风，收集、整理并出版了《歌谣》《民间音乐》等书籍，培养了第一批藏族现代文艺工作者，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先河。著名学者和爱国诗人擦珠⋅阿旺洛桑在青藏、川藏两公路胜利通车之时，挥笔写下《金桥玉带》的历史颂歌，描绘了两公路修建、中外人民惊叹“人民战士排除万难开山筑路架桥梁，保卫祖国繁荣康藏生产建设开矿藏”的奇迹。改革，开辟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天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电影《农奴》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歌曲《北京的金山上》表达了百万农奴翻身作主人、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喜悦心情，各族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真正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建设者和享有者。改革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时代，一大批现代文化设施拔地而起，一大批优秀文化工作者茁壮成长，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不断推出，文化事业蒸蒸日上，艺术百花璀璨夺目。话剧《扎西岗》、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大型唐卡式歌舞《幸福在路上》等一大批精品力作获得全国大奖。文化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国际性盛会中的展示影响广泛、反响强烈。纵观和平解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一部高擎中华民族精神的火炬，倾情歌颂中国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改革开放、歌颂伟大祖国、歌颂人民军队、歌颂各族人民、歌颂新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的奋进凯歌。特别是党的以来，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以其丰富的内涵、创新的形态和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的目光，丰富着中华文化这个“集大成”，在价值追求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集中表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和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老精神”“两路精神”，体现出在当代中华文化中价值追求的一致性。
可见，文化是在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每一种形态，诸如语言文字、哲学宗教、藏医藏药、天文历算、音乐舞蹈、戏剧曲艺、雕塑绘画、工艺美术等，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多民族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文化也对祖国内地的文化不断输入新的内容和形式，文化为中华文化这一“集大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改革前的旧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弘扬，民间艺术大师在“政教合一”的制度里社会地位低下，他们身怀“绝技”却不得不弯腰吐舌、沿街卖艺，他们说唱的英雄史诗被贬为“乞丐的喧嚣”，甚至连原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觉木隆藏戏团也被称为“乞丐戏班”。改革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展，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态度，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倾力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使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和发展，绚丽鲜活的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习总指出：“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源。”“我们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我们要紧扣建设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的任务，切实构筑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是要以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根本前提。习总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要清醒认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中华文化之外的文化，切实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认同，这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要义。二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方向，凝结着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文化熏陶、制度保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要持续深入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三是要以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根本原则。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持辩证和扬弃的观点，择其优良而弃其糟粕，推动传统文化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通过有借鉴的改造、补充和完善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激活生命力、增强影响力、富有感召力。说到传统文化，在还要正确对待宗教，坚决清除十四世利用宗教产生的负面影响，切实淡化阻碍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宗教消极影响，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四是要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坚持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牢牢把握“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积极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促进各民族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让各民族在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促进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中建设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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