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三位学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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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月，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社科院），同年6月，省社科院挂牌办公，由此翻开了云南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截止到目前，省社科院有17个研究院所，尽管40年的时间在回望中如白驹过隙，但省社科院精耕细作的累累硕果永远镌刻在云岭大地上。

　　分别成立于1984年和1983年的民族研究所和民族文化研究所作为省社科院民族研究工作的主要阵地，多年来在民族理论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生态人类学研究等领域硕果累累，一批又一批的民族研究学者前赴后继，在漫漫文献书海和田间地头穿梭奔波，为云南地区民族发展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日，记者拜访了几位在省社科院工作时间较长的学者，倾听他们讲述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故事。

　　在省社科院工作已经有约30个年头的郑成军，现担任民族学所副所长，他的家乡在宁蒗，他说：“我是来自小凉山的彝族”。关于宁蒗，郑成军和记者分享了一个他印象深刻、引以为傲的故事，“1990年的中考，宁蒗在当时丽江地区的四个县中是第一！”

　　从故事中记者了解到，宁蒗的蜕变，与发展教育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前，宁蒗的彝族群众基本上没有上学的，没有学校，教育非常落后。改革开放后，宁蒗地区的相关领导积极筹划，开始和江苏淮安的学校合作，从教学质量高的地区引进了30名初中教师，为本地教育注入了活力，随着当地教育发展的不断推进，当地人对教育也逐渐重视，在1990年的中考中，宁蒗展露了教育带来的光芒。

　　郑成军告诉记者，宁蒗近些年来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村里的孩子们去县里上学，有些老人就跟着去学校周边租房子，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孙辈，让他们能够更加专心地读书。“发展到现在，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地带动着、影响着，现在教育在当地老百姓心中有很大的分量。”

　　教育除了让高山腹地的群众们读好书，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过上好生活。“语言相通，心更易相通。这是发展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一个直观的体现。”把学者的身份暂时抛开，身为彝族的郑成军普通话很流利，他谦虚地告诉记者，“曾经的我是不会说普通话的，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能够上学，学习普通话，一方面可以打破语言的障碍、加深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使出门务工改善生活、更加紧密地和外界社会联系成为了可能。”

　　郑成军告诉记者，曾经“搬家往上不往下”的“小凉山”彝族同胞们如今搬到了山下，他们外出务工、积累财富、盖房务农，和山下的各族群众共同居住、共同创造着美好生活。郑成军感慨道：“教育的力量不容小觑，教育的发展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这扇无形的窗将大家同外面繁华的世界紧密相连，日积月累带来了质的改变，这也是通过发展教育为民族团结进步贡献力量的一个深刻体现。”

　　各族青年在城中即兴编词对歌，赶羊人竹笛不离手，气定神闲地赶着羊在街道穿梭，纳西族阿妈卖着鲜美的山茶花还不忘唱起悠悠山歌，城墙脚下总围拢着一群人，那些喝着小酒、抽着烟锅的老人又开始分享民间传说故事……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就在这众多民族文化交融、包罗万象的环境中长大。

　　“其实丽江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在交流和互动中不断融合、形成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例子，我土生土长在丽江古城，对这点的感受越来越深刻。”近40年的民族研究工作生涯中，杨福泉对纳西族文化所下的功夫最多，30多年的田野调查，从高山深峡到山村农舍，他深入纳西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走遍了滇川藏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获得了丰厚的一手资料。“如果没有30多年的田野调查，不可能对纳西族社会、历史、文化和当代变迁产生现在这样较为深刻的认识，更写不出来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杨福泉说。

　　作为一个学者，比研究撰著更宝贵的，是始终饱含着那份“为民服务”的情怀。杨福泉写了多本类似“学术文化散文”的图文著作，“面对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故事文化，我力图将民族学家多年累积的‘学术味’较重的调研研究以一种通俗、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在丽江纳西族民间文化传人培养、生态旅游合作社、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培训等项目中都倾注有杨福泉的心血。他有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尽力地将取之于民的民族文化，除了与学术界的交流，也以民众容易理解的方式还之于民。

　　还之于民的文化，才能根牢蒂固，才能更加茁壮地生长。“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能单单聚焦在保护各个级别的‘非遗’项目，而应关注民族的文化整体，过去那些好的民风民俗、艺术乃至语言，也是我们民族团结进步，我们社区和睦幸福的精神支柱。同时，在传承上，也应有每一代人的创新。”

　　“文化如一条河流，不可能静止在某个历史时期，每个时代的文化都会发生变迁，最关键的是不管怎么变，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应该能保持吸引人的魅力，这样就需要在传承上有创新，有原创。我希望当代居住在丽江古城的年轻的丽江人，能够齐心协力，致力于营造出当代新的古城文化魅力。”杨福泉说。

　　如今，本可退休的郭家骥仍在民族研究工作领域发挥着余热。“费孝通先生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以‘志在富民’为终身学术追求，他直到耄耋之年，仍然在‘行行重行行’，为边区开发、小城建设和全国一盘棋发展殚精竭虑，贡献智慧和力量。”郭家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郭家骥致力于生态人类学研究，此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关系也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30多年来，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兴趣，我做过好几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上述提及的三方面研究领域，相互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分割不开的。”随即，郭家骥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族和傣族发展的故事。

　　“曾经，居住在西双版纳山区的基诺族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发展了‘刀耕火种、有序轮作’为主的山地农耕方式，而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则以种植水稻为主。两个民族以一业为主、多业辅助的多样化生计方式，在确保各民族千百年来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构建了山区与坝区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如今在郭家骥的相关学术研究中，还包括未来两个民族的发展。他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山区和坝区民族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民族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郭家骥近40年的民族研究工作中，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位年近七十、大半辈子都奉献给民族工作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云南是边境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在云南的社会关系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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