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黄埔名将，为何郑洞国要一直追随杜聿明，晚年的他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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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时期开始，国军内部就一直斗得很厉害，有黄埔嫡系和地方派系之间，更有嫡系之间的门第之争。国军将领们之间互相倾轧打小报告，已经是一种习以为常之事，比如刘斐和郭汝瑰，张灵甫和李天霞，而真正重袍泽情义的国军将领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当年老蒋所推崇的黄埔精神已经转变成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但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同为黄埔学生之间的杜聿明与郑洞国，这两位名将之间的友谊，在乱世中更显得难能可贵。

而这两位名将，又是如何在数十年的风雨征途中，依然重义情深的呢？

在解放后被我军特赦的国军将领

风雨同舟的抗战名将

作为黄埔一期生的两人，在1924年的时候成为了同学，说来也巧，两人的入校之路倒是也显得波折。

当年郑洞国在报考黄埔军校的过程，因为报名迟到，只能用湖南老乡黄鳌的名字顶替入学。原来鳌初来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上，先后报了两次名，不料他一考便中，于是空出了一个名额，他建议郑洞国顶替他的名字去应考，结果两人都考中了。当然在刚入学时，因为用黄鳌这个名字郑洞国还闹了不少笑话，最后还是周公知道后，主动让其恢复郑洞国的名字。

在黄埔军校中，郑洞国刻苦读书，也不参与到军队中的党派之争去，这与一心当职业军人的杜聿明倒是极为相似。两人都属于那种投身国家，认为当兵就是保家卫国之事的纯粹军人。

黄埔一期的郑洞国

不过毕业后的前几年中，两人的境遇倒是有些许不同。

杜聿明回到老家加入陕军，没过多久就被送到的北平当守陵官。而不甘沉沦的杜聿明则是独自南下武汉和南京，在寻找北伐军的时候，甚至被当成犯人给抓起来，后来在南京他遇上了自己的恩人张治中和徐庭瑶，才得以在第4师站住脚跟。而另一边的郑洞国则是和黄埔一期学生一起，先是参加北伐和孙传芳作战，随后又参加中原大战，不到24岁就当了团长，而那个时候杜聿明还在为生活奔波，郑洞国到北伐结束后，担任同学黄杰带领的第2师团长。

抗战时期的郑洞国

而两人从军校分开后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国军1932年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当时郑洞国已经是旅长了，但杜聿明还是关麟征手下团长。在作战中两人交集并不多，不过因为两人所在的师在作战中表现突出，也为一年后两人并肩作战埋下了伏笔。

1933年，真正让杜聿明和郑洞国成为一生挚友的一仗——长城抗战，拉开了序幕。

当时两人恩师徐庭瑶成为17军的军长，两人所在的第2和25师也在保家卫国的呼声中奔赴古北口长城前线。当时杜聿明率军守卫南天门前线，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在作战中身先士卒的25师师长关麟征带头冲锋，但却被日军炮火偷袭，不得已而退下了战场。杜聿明成为了南天门25师最高指挥官，在上任后，日军在上百门炮火的掩护下，突入南天门国军阵地，双方挨个阵地反复争夺，昼夜作战的25师虽然打破敌人的攻势，却也损失惨重，不得已撤出阵地。

1933年长城抗战时期的杜聿明和郑洞国

而来接防的正是郑洞国带领的第2师，在交接的过程中原本只是点头之交的两人，却在南天门残破的阵地上大谈理想和对日寇的作战细节。可能是性格和爱国热情感染，原本沉默少语的两人相识恨晚，在交谈中却有着说不完的话，杜聿明在率部下来时，还特意让郑洞国注意日军的骷髅部队，”这些日军作战残忍，而且手段凌厉，千万不要被他们第一次冲击打垮，不然很难组织反击 。”

而不出杜聿明所料，在第2师接任防线后，日军，日军“骷髅队”就发起了4次进攻，但皆被杜聿明提醒的郑洞国一一化解。战地附近，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队长池上秀雄命丧南天门。

1933年进攻长城的日军

虽然杜聿明和郑洞国两部虽然损失惨重，但依然也没让日军越过长城半步，可以说南天门一战，也让郑洞国和杜聿明结成了生死之交。但在华北短暂的相聚后，杜聿明因为25师内斗，而被迫回到南京，郑洞国则是在黄杰高升的时候在第2师师长位置被扶正。在抗战初期，两人一南一北在华北与华东与日寇作战。

长城抗战后郑洞国的第4旅

在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靠着的徐庭瑶的保举，杜聿明成为了王牌第五军的代理军长，而此时的郑洞国在台儿庄和武汉会战中表现优异，从第2师师长被升任为98军军长。

但深知国军官场潜规则的杜聿明，知道他这位老友并不开心。

原来，当时隶属于关麟征52军的郑洞国第2师，本来在关升任32军团司令后，军长位置应该由善于打硬仗和呼声最高的郑洞国担任，但一向喜欢排除异己的关麟征，却选择了听话的老乡张耀明，而架空郑洞国，气的郑洞国直接请辞。而知道留不住郑洞国的，关麟征直接干脆让他和戴安澜去了汤恩伯的98军，担任军长和师长。汤恩伯是什么人，黄埔学生是心知肚明。

在古北口留影的郑洞国

因此知道好友郑洞国以及属下戴安澜，因为明升暗降而心情压抑的杜聿明，主动邀请两人来到刚组建的机械化第五军里面，担任副军长和师长。郑洞国知道后，回忆起了在南天门的那个夜晚，两人促膝长谈的场景，他明白老友是在帮自己。于是秉性正直、为人忠厚的郑洞国主动降级，立马奔赴广西全州，担任副军长兼荣誉1师师长。

从而开始了两人长达10年的共同作战之旅。

在昆仑关战役中，杜聿明力排众议，让好友郑洞国的荣誉1师替代邱清泉的新编22师，和戴安澜的200师一起担任最困难的昆仑关正面作战任务，直接进攻日本陆军第一王牌第五师团。在作战中，面对老友的信任，郑洞国亲自组织敢死队和手下团长郑庭笈一起，带军冲向日军把守的高地。这位向来以儒雅的而著称的名将此刻却化作虎将冲入日军阵地白刃拼杀，而最后郑洞国也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回报着杜聿明的信任。

国军精锐第5军

在1940年杜聿明的第五军因为在昆仑关战役中损失较大，只能撤到云南休整。而当初杜聿明之所以让郑洞国来除了是不忍心让其在汤恩伯手下，庸碌无为之外，更多的是想要用军功的让好兄弟再次掌军。于是在休整期间，杜聿明也推荐郑洞国去担任新编11军军长，随后11军改任第8军，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一人在云南一人在华中，共同抗日。

就任军长的郑洞国

1943年，在杜聿明从野人山死里逃生之后，他的第5军里有一个新编22师突围到了印度，并与孙立人的新编38师一起组成了新1军。而在新1军军长的位置上，老蒋也询问了杜聿明和徐庭瑶的意见。但出乎邱清泉、廖耀湘等人的意料，杜聿明保举的居然是已经脱离第五军2年的郑洞国。

其实有一说一，在新1军军长的位置上，孙立人和廖耀湘甚至邱清泉等人虽然有能力，但要么资历太浅，要么大局观不够，特别是要和美国人打交道，更是要选一个帅才，而在杜聿的认知中，郑洞国是一个“处处以抗日事业为重，顾全大局，稳住阵脚，充分用事实说话，不计较一时得失，有谦谦君子之风，是一位难得的帅才。”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被架空军权，但无论是史迪威，还是手下的廖耀湘都对郑洞国给予很高的评价。

就这样，相知的两人一起度过了抗战的艰难岁月，并称为国军后期独当一面的将才。

抗战末期陪着老蒋等人视察部队的郑洞国

解放战争携手作战

在1945年杜聿明击败关麟征等人，得以就任国军众多王牌部队指挥官的——东北保安司令，上任后他第一个就立马想到了自己的好兄弟郑洞国，在北平养病期间的杜聿明害怕自己赶不上和我军作战，于是他对老蒋和熊式辉请示调任国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京沪警备副司令郑洞国，作为自己副手进入东北作战。

他给郑洞国发了一封只有十几字的电报：请郑老兄来东北代我主持军务，到了郑洞国的办公桌上。

1946年的杜聿明和郑洞国（剧照）

其实对于当时的郑洞国来说，他是不愿去东北的，根据其回忆录记载，当时的郑洞国并不太愿意跟着老蒋继续进行反动作战，况且自己的妻儿都在上海，难得趁着抗战结束想隐退的他自然不太愿意去。但想到抗战期间和杜聿明并肩作战的经历，郑洞国也是毫不犹豫前往东北，担任保安副司令。

1946年，杜聿明和郑洞国两人在东北的娴熟配合一度让我军陷入困难，当年四平保卫战杜聿明坐镇统筹，郑洞国带领新1军冲入四平街，逼迫我军的只能不断撤退，在战场上两人的默契程度诠释了什么叫“打仗亲兄弟”。

在东北时期的杜聿明

在东北的时候，孙立人和杜聿明之间的斗争，郑洞国也毫不犹豫地站在自己兄弟这一边。在1947年东北形势出现逆转的时候，一时离不开东北的杜聿明也找到郑洞国，让其飞往南京汇报情况调派援军“桂庭，你这次去见委员长，一定要陈明利害，无论如何要请委员长再给我们增加两个军的兵力。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至少也要把53军调回东北战场”

但无论郑洞国在南京和老蒋与白崇禧如何陈述东北战局的厉害，老蒋就是不抽调一兵一卒前往的东北。甚至于一向以好脾气著称的郑洞国也在国防部与白崇禧大吵一架后落寞地回到东北。

守卫长春的郑洞国（剧照）

到了1948年大决战期间，被卫立煌赶鸭子上架的郑洞国已经被我军团团围在长春，而远在上海养病的杜聿明也时刻担心着这位好友，在1948年10月，守卫长春的60军和新7军全部投诚后，郑洞国还在为自己的愚忠做着最后的抵抗，他说道“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而在这个关键时候，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还特意肯定老蒋，一定要让空军想办法的将郑洞国救出来。甚至还打电话去和空军司令周志柔求救，而当副官怯怯地禀报：“杜司令来电，再三问银行大楼楼顶平台能否降直升机？”的时候，郑洞国也知道在后方的那位老友也在关心着自己。

听闻郑洞国成仁后的杜聿明（剧照）

虽然老蒋满口答应会派出空军，但谁都知道此时郑洞国压根就已经走不了。

郑怀着感激又沉痛的心情以沉重电报跟老蒋与杜聿明报告：“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不过好在，我军冲进司令部及时，郑洞国还没来得及自尽

很多学者对于老蒋派飞机去救援郑洞国持怀疑态度，但这确实是事实，这一点国军空军司令周至柔有发言权。

按照当时周至柔的说法：

“曾泽生的第六十军投共之后，长春的飞机场已在共军的炮火射程之内，飞机已不能降落了。蒋总统还命令我派飞机去把郑洞国接出来。我赶忙报告：‘长春机场已不能降落。他说：‘从飞机上放绳子下去把他拉上来！我再报告：‘我们没有直升飞机。这样不把人吊死了吗？他说：‘死的你也得给我拉回来！

1948年选择投诚的郑洞国

而就在郑洞国选择投诚后一年，自己老友杜聿明也在走投无路中，被我军在淮海战场俘虏。一个一投诚将领，另一个是战犯，被关在了功德林。

在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一直关注着这个在功德林的老长官，多次打听其消息，在得知杜聿明得到政府的妥善照顾后，郑洞国长舒一口气。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两人不再是上下级，更是以好友的身份交往。

在晚年生活中，面对孤家寡人的杜聿明（妻子和几个孩子在宝岛），郑洞国一家也时常关照他，在郑洞国回忆录中是这么记载两人的：

两家人经常聚在一起打牌。在打牌之时，心思活泛的杜聿明时常“巧取豪夺”式地耍赖，郑洞国对此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有时候，就连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都看不下去，她对着父亲杜聿明说：“爸，你不要总耍赖嘛！”而每当家人提起杜聿明打牌耍赖的事情之时，郑洞国总是恬然一笑，说道：“光亭（杜聿明，字光亭）是我的老长官、老朋友，我怎么好意思去纠正！”

从这件事来看，经历过战火的这两人，依然保持着自己认识时最纯粹的样子。

晚年郑洞国和杜聿明，旁边是同学陈赓

雨田君说

从黄埔军校到南天门，再到昆仑关和东北，郑洞国和杜聿明两人携手抗日，也曾参与过对我军作战，晚年更是回归人民之中。但无论格局如何变幻，这两人之间的友情至今仍值得我们回味和借鉴。杜聿明有郑洞国这位好友的助力，让其成为老蒋身边的红人，而郑洞国也一直尊重这位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好友和上司，共成为国军中的一段友情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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