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好书】构建文化生态层次结构理论框架——评冯天瑜教授《中华文化生态论纲

　　该书提出“文化生态三层次”结构理论，为中国文化史的深化研究与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新的方法。

　　2021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的新著《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以下简称《论纲》）。《论纲》是继《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之后，冯天瑜对中华民族与生态环境及经济生活方式等之间关系进行全方位考析和系统性总结的学术成果。在《论纲》中，作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生态三层次”的结构框架：“要维系生态平衡，必须认识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这文化生态三层次”。[1]该书旨在从长时段的视角探究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生成机制进行剖析，形成了作者关于“地理环境、经济活动和社会制度”的“文化生态三层次”结构化理论，为中国文化史的深化研究与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新的方法。

　　冯天瑜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1902-1972）的“文化生态学”理论，结合中华文化生成和发展的独特性，提炼出“中华文化生态”这一新概念。朱利安·斯图尔特试图利用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和知识框架来解释文化学问题，从20世纪30年始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他将自己的这一理论称之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首次建立起社会性文化活动与生物生态学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跨学科文化理论。但他没有能够定义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环境，并由此重新定义文化，只是强调文化对于已经存在的自然框架条件的适应，陷入“地理决定论”的理论困境，因此，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理论只是称之为一种“文化适应理论”。[2]

　　第一，《论纲》提出了辩证统一的生态文化观。在认识和把握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文化关系的问题上，《论纲》认为“心智决定论”与“地理唯物论”都有失偏颇，提出要避免陷入“地理决定论的误区”。作者深入阐述了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类的文明程度愈高，对地理环境利用的范围也愈益扩大和深化，人类不断向地球各天然圈层进行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因此，无论对哪一发展阶段的人类文明进行研究，都不能忽视人地关系的考察。”[3]同时《论纲》明确提出，地理环境只为文化发展提供可能性，创造性的选择蕴藏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奠定物质基石，从而影响文化类型。

　　第二，在文化生态层次理论基础上，《论纲》讨论了中华文化生成和演进的生态机制。作者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出发，阐述了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类型的影响。如，埃及文化诞生的冲积平原较为狭小；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诞生于“肥沃新月带”，这一地带虽然比埃及文化依托的尼罗河河谷及三角洲面积较为扩大，但格局终究有限；希腊文化也存在腹地狭窄的问题；印度文化受高山地形以及热带气候的影响较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文化拥有较为宽广的东亚，“领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形成一种恢宏的地理格局，这是其他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4]地势西高东低，高原、丘陵、平原阶梯分布；北半球温带、暖温带、带环境提供了“地理之富，物产之丰”。最后，由于地域开阔，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等多个文化区域可以发挥重要的文化补偿作用；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提供给了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与文化“大一统”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显著特点。

　　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回答古代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发展出海洋文化。中华文化的生成不仅依托着广阔的，还依托着海洋，有“负陆面海”的特点，是“陆海复合型”文化地理。中国人显示了一种“—海岸型”的“特有风格”，而中华文化却是“型”性格，没有发展成为海洋文化。

　　作者认为，东亚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早期中华文明的生发，产生了重大影响。与西欧被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等纵深切割、河流由中央山地向四周散开的陆海交错环境相比较，东亚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里，而是形成了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陆地区域。大相差异的陆海结构为亚欧东西两端的居民提供了不同的海运条件，这对他们分别铸造各自文化的类型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中华民族生活的东亚远离其他文明中心，周边又多有高山、大漠等地理屏障，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在人文地理和经济生活方式上造成中华文化具有明显的独立性与自我发展的独特内涵：

　　（2）区别于工商业经济结构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游牧经济的经济结构。

　　在所有人类文明的早期，食物生产方式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因为农耕社会的到来，让人类社会的生物学领域（食物结构、身体素质和寿命、人口数量和疾病等）发生了重大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活动方式，也因此焕然一新。而这种食物生产方式则要受制于土壤、降水、光热等自然条件。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依赖于优越的自然条件而发展起来。而东亚适合于农耕方式的优越条件，在培育华夏族群“重农务本”“安士乐天”“自然节奏”等农耕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同时，也让古代中国人缺乏开拓意识。在作者看来，华夏民族对于海洋的探索囿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虽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但强度有限，海洋文化并未成为中华古文化的主流，“—河谷”文化占据主体性地位，中华民族历来的“拓边精神”主要是指向亚欧腹地，而对于海洋的拓展则缺少积极性，这也导致中国文化的主体在相当长时间内未能脱出陆向为主、海向为辅的窠臼，日渐增多的人口被限制在精耕细作的土地上，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对商品经济有着强劲的抗御力。家族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财富投向土地，而不是转向商业资本，因此商品经济未能进入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华文化发展轨迹。[5]

　　第三，《论纲》提出了从东亚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农业—宗法社会，养育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形态特征。作者利用文化生态学的层次理论，将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纳入到文化生态的整体观察视野，指出经济是文化生态的基础与枢纽，依凭地理环境提供的条件，创制人们的生存与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物质财富，构成社会制度和观念文化滋生繁衍的土壤。[6]

　　如作者提出，“胡焕庸线”是中国景观分界线、生态环境边际线、东西文明分界线，昭示着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文化类型—人口分布深刻久远的关系。自汉唐以后，农耕区从黄河流域逐渐扩大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云贵高原，农耕区的扩展也形成了以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而饮食结构又对华夏—汉族的生活习惯乃至民族体质、民族性格造成深远影响，汉人身体灵活、性格温顺平和便与此有关。

　　正是在此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活方式基础上，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独特的汉字系统，自成风格的文学艺术，一整套独特的范畴体系的哲学，由此在“形而上”领域建构了中国社会制度和族群价值观系统的独特内涵：

　　这些关于中华文化生态的系统阐述，大大超越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为后来者研究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演进开辟了系统性的理论视角。

　　自20世纪80年始，冯于瑜一直致力于中华文化生态理论的构建与创新，其内在动因是以一个历史文化学家的理论自觉关注中华文化生态的建设与维护，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永续衍生与中华文化的永续发展。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冯天瑜通过对文化史基本问题的梳理，涉入到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关注到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生态系统问题。在《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上篇“中华文化生态”中，通过系统阐述文化生态理论，奠定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不同于朱利安·斯图尔特的“文化适应理论”，作者提出的作为文化分析框架的文化生态层次结构理论，其核心问题在于科学评价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科学把握地理环境与人类理性作为两大变量影响和作用于文化生成的“度”问题，开创了国内文化学界以文化生态理论研究中华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先河。

　　2013年，冯天瑜出版了《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将“文化生态理论”进一步展开，不仅提出了“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生态四因素”说，而且进一步界定了“文化生态”和“文化生态学”，旨在“追究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通过对物化的精神和精神的物化的双向探求，把握文化生成机制及其发展走势。”明确提出了“人类与其文化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整体文化生态观。[7]既把环境因素放到人类社会中去考察，又把人类社会（文化的主体—人类自身）放到文化体系（人造体系）中去考察，揭示出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的“化人”过程，文化生态学既是要研究人类理性的外化过程（创造各种物质产品），又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内化过程（人类自身被多种环境塑造），还要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的交互渗透，彼此推引”。

　　2021年，冯天瑜在新著《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又对“文化生态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继《中国文化生成史》之后，作者对文化生态学基本理论的探究继续深入，其重心进一步投射到中华文化生态的结构机制上，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制度三个层次依次展开，将中华文化生态理论进行了结构化表达，重在揭示隐蔽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深层的、决定集体生存方式的结构性力量。

　　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到《中国文化生成史》，再到《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冯天瑜在40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中，不断深化文化生态理论的研究，建构了文化史研究的解释框架，体现出打通“古今中西”的学术创新特色。正如唐翼明先生在评价《中国文化生成史》的学术贡献时所说：“作者一方面打通古今，一方面又打通中西。”“这种打通古今中西加以比较去取的作法，固然是继承了前辈学者，诸如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有冯氏自己的许多独到见解，在诸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前辈。”[8]这既是对《中国文化生成史》一书的评价，更是对冯天瑜学术创新的总体性评价。

　　作为方，文化生态层次结构理论既是对传统文化生成与民族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进行的科学解释，是指向过去的；又是一种对未来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方向性指示的理论框架，因而又是指向未来的。

　　在《论纲》中，作者对21世纪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挑战，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从考察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作为逻辑出发点，通过比较中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指出要纠正恣意妄为的西方“强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绿色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执守“民胞物与”理念，保持生态平衡，人类文明方“可久可大”，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9]

　　在《论纲》专辟“文化生态前瞻”一节，作者提出支撑21世纪中国发展的生态环境并不可盲目乐观：中国人口已超过14亿，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均森林面积、淡水拥有量、主要矿物蕴藏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经济文化教育水平也与发达国家有相当距离。因此，既要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信，也要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10]

　　对于建设21世纪中国文化生态，作者认为有四大问题需要辨析：（1）正视地理环境的优势与劣势；（2）人口红利的保有问题；（3）投资空间问题；（4）代际战略与国际环境问题。作者提出，生态建设是一项“地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工程，只有置于文化生态的大框架内，方有可能得以治理且可持续发展，同时从一个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提出了“旧邦新命”之愿景。[11]

　　作者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得益于新科技的发展，工具理性张大，物质文明繁荣，20世纪是前世纪不可比拟的。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同时，经济和文化冲突此起彼伏，文化生态呈现复杂的状貌，危机与机遇共存。在“盛世危言”章节，提出目前人与环境所面临的危机：生物多样性损失、人口爆炸、城市膨胀和畸形发展、不可再生资源巨量消耗、空气与水大规模污染，提出要使发展理念从“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转化，促进经济及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12]

　　40多年来，冯天瑜始终对中华文化生态的维护保持着高度警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论纲》和《中国文化生成史》等著作所蕴含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价值，早已溢出文化史的学术范畴，成为一种以长时段观察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规律的方，能够为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理论和方支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史学界，这样的贡献是不多见的。”[13]

　　[2]［德］安斯加·纽宁，［德］维拉·纽宁主编：《文化学研究导论：理论基础·方法思路·研究视角》，闵志荣译，学出版社，2018年，第373页。

　　[5] 冯天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97-98页，第182-183页。

　　[8] 唐翼明：《文化史百年来之佳篇——评中国文化生成史》（未刊稿），2013年。

　　[13] 周积明：《智者光芒，通博气象——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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