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Mark wiens

发布时间:2023-01-01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具有最深层最广泛的群众思想基础;理论是一个政党、一定阶级的价值理想,具有更现实更同步的斗争实践指导性。中国是“东方人类历史的开端”,中国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最优秀成果,是世界主义者进行伟大斗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先进理论反映着文化的普遍性,彰显真理意义;优秀文化体现着理论的特殊性,蕴含生命价值。文化是理论最高实现形式,理论是文化基本价值实践。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了人文底蕴、气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创新发展赋予了时代内涵、意义。

  “文化的觉醒,从根本讲是个人本位(英美)社会向社会本位(苏联)社会思想、意识的觉醒。”(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促使人们警醒与清醒。而这种警醒与清醒,正是产生文化自觉的前奏,用这种文化警醒与清醒,引领社会意识的觉醒。历史证明,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以伦理本位社会为核心的文化觉醒的过程。

  致力民族独立、获得人民解放,实现中国文化第一次伟大觉醒。“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说,文化是古老中国的全部记忆。正如英国学者罗素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演讲时所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文化使然,国家意识薄弱是近代国人之大写线年初,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巴黎晨报记者行经离上海不远地方,看到人们大多若无其事,不禁感到惶惑,甚至莫名其妙。而1934年3月16日德国发布恢复征兵消息时,柏林一位60多岁女房东闻讯欢喜过度,倒地而亡。这一鲜明对照,不在其事件本身,而在于文化。中国的家族观念在其全部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且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之说,久而形成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的价值理念。近代以来,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无数志士仁人面对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常常陷入“家”与“国”的文化反思。

  十月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在《新》中这样说:“俄罗斯之,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的新,是人类觉醒的新”“是二十世纪的先声”。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从嘉兴南湖红船理想启航到延安窑洞艰难探寻,再到城楼上庄严宣示,28年的浴血奋战,让这个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民族获得了新生、实现了伟大觉醒。民族的觉醒本质上是文化的觉醒。中国文化形成根基在广大人民群众,觉醒根源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群众斗争实践。在中国伦理本位社会文化大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唤醒“人民观念”,赋予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社会意识”新的时代内涵,才最终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向人民的伟大历史飞跃。

  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中国文化再次伟大觉醒。以农耕文明起家的中华民族,惯以“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思想治国理政,千百年来始终把解决百姓温饱问题放在首位,逐步形成了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经济理念和文化观念。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曾一度超越发展阶段,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致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到巨大损失。

  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马克思认为,一定经济形态决定着社会的和文化形态。这场“”推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社会主义的和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伟大觉醒,那么也应是中国文化的伟大觉醒。曾经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所以说,这次“觉醒”从本质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打破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与经济、与文化自上而下的单向权力推动,变成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与、经济与文化上下结合的双向良性互动,才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命运根本扭转、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涵养党内文化、净化党内生态,是中国文化又一次伟大觉醒。一个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其文化的复兴。中国党要肩负起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与使命,必须首先建设好党内文化,确保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一个时期里,有些地方和部门,由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严,由于封建腐朽文化影响和商品交换原则侵蚀,党内生活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现象蔓延,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盛行,系统性、塌方式、家族式不时出现。党内严重从表面上看是党的作风建设薄弱问题,但根子都在文化。

  人的思想观念来源于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文化。我国有过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一些旧文化、旧思想对每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浸润身心的。“一人得道鸡犬”,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任人唯亲等封建思想残余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侵蚀着党内生态建设。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与其他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者必先自我。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从严管党治党开局起步,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朝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反斗争取得重大成果,形成压倒性态势。中国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要从加强党内文化建设抓起,坚持不懈与中国文化的糟粕、封建思想的残余做斗争,彻底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流毒,匡正生态、引领社会风尚,真正建立起新时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始终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生相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生长在中国文化这一沃土上的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的、道德的和大同的思想元素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中国文化的炽热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创造,构筑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脊梁。

  重视变革与的文化传统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当代中国理论与传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既重视伦理与秩序,也重视变革与。儒家典籍《周易》讴歌商汤、周武王推翻的行动。“汤武,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大事矣哉。”“”“变通”“革故鼎新”等词汇均出自于此。孟子、荀子也对汤武进行了褒扬。齐宣王曾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算不算犯上作乱?孟子回答,夏桀、商纣已经失去君王的基本德行,是毁仁害义的民贼,诛杀流放这些人,不属于犯上弑君。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也认为把商汤、周武王的行为看成弑君犯上是错误的。他说君主的地位并不是永恒固定的,商汤、周武王奉行道义,为天下人谋福利、除祸害,因而天下人归顺他们。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般人眼里纯然的愚忠愚孝文化,而是同时也蕴含着变革与的文化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中国命运何去何从,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的中国人民,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救国救亡运动。辛亥尽管赶走了封建皇帝,但旧文化、旧思想始终难以驱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希望,特别是十月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中国党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了文化的内涵、作用与特点:“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的有力武器。文化,在前是的思想准备;在中是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文化中的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相融合,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胆识和气魄,产生并造就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的人民。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理论,也锤炼出了更具人类文明进步意义的文化。从土地到社会主义,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延安整风再到正风反腐,可以说,一部中国党历史,就是一部在勇于自我与善于领导中实现超越和发展的文化史。

  中华优秀道德传统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信念。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立身做人的价值遵循。中国道德文化从本质上讲是“自我”修养的文化,既脱俗于自然又融入自然,始终关注生命的意义;既来源于物质又高于物质,始终关照生命的价值。经过千百年不断演变,逐步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礼义廉耻”“仁者爱人”“孝悌忠信”“忠恕之道”为主要特征的中华传统道德观,这不仅给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关系,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化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基于“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三个概念,形成了一种系统的道德观。马克思认为,这三种价值都是内在的、自由的和终极的善;个人只有生活在与他人、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自我决定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这些,都与中国道德文化高度吻合,它既是非的、没有任何社会强制性的道德实践,也是在与他人的合理关系中自我发展的积极的人生境界。

  中华优秀道德传统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家底,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中华大地生存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为彻底摒弃资产阶级虚假的、欺骗的、口是心非的,以及夸大其词的道德教义,探索人类至善理论打下坚实文化基础。习总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014年2月,习总又在中央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念、道德实践和道德标准,我们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践,创新运用中华道德传统中向上向善的思想价值,逐步形成了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传承和弘扬中华道德传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自决的自由”“自我价值实现”增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

  经典的大同思想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中“大同思想”是以追求公天下理想为主要特征的。大同的文化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实现大同则需要遵循天下为公的大道。一个没有私念的公天下的社会,是贤能得其所用,人与人之间真诚而和睦的社会。从道家“小国寡民”社会构想,到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形成,再到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理想天国等,正是在大同文化感召下,中国人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这种理想追求一直活跃在历代先贤和志士的精神世界里,并被全体中国人民所选择和接受。

  20世纪初的中国是、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人们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始终不渝。孙中山先生把“天下为公”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是以大同思想来理解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大同思想是异质同构,高度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1878年,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主义”就是“无产主义”“贫富均财”。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主义进行详尽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对立,阶级和国家消亡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相一致。应该说,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缘由。这便是中国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向往主义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厚根基和根本动因。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始终离不开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做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现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不断自我改造、自我逐步形成的。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价值理想、精神理念,既是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宝贵精神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让中国人民实现“自我觉醒”,也逐渐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价值共识,更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增添了强劲动力。

  “为人民服务”理念为人类社会获得精神自由与解放打开了一扇窗户。“为人民服务”是1944年9月在为因公牺牲的普通战士张思德开追悼会时提出的。70多年间,“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党的奋斗宗旨,成为中国党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被广大群众所认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甚至传播于世界。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建立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首要的是“自我解放”,只有自我得到解放、获得自我精神自由,才能推动全人类的解放。人的精神自由,是以对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家,启悟全体民众对本民族的精神文化有一个比较深透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自主、自觉地对内心世界实现有效的整合、统一和完善,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人。而提出“为人民服务”,其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正在于此。

  我们党之所以长期坚持与封建主义特别是“官本位”思想作斗争,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党人通过“自我解放”,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因为,在漫长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不同等级的官员享受不同等级待遇,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生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文化是几千年封建等级思想的残余,在中国文化的构成中占主导地位,也一直束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道德伦理的重塑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是促使人类社会实现从“自我”意识觉醒到“忘我”境界升华的价值观完善。它不仅让中国党人冲出思想牢笼,获得自我解放,达到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为中国文化在本民族恰当定位,也为人类社会文明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进步打开了一扇心灵窗户。

  “共同富裕”理念为人类社会实现财富独立与自由开辟了一条通道。改革开放之后,多次论述过共同富裕问题。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富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财富”问题。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进步的杠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既是人类追求财富、增加财富的历史,也是财富不断异化的历史。《论语》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说明,富贵之“道”,既不是损人利己,也不是巧取豪夺,而是仁义之“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异化劳动是财富异化的根源,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而获得财富的。也就是说,劳动创造财富,但异化的劳动却使财富走了样,让人们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独立与自由,也由此产生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和剥削。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财富增长,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我们提倡的“共同富裕”,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既需要勤劳致富,也需要合法致富;既是物质上共富,也是精神上共富。这就将我们党对“富裕”特别是“财富”本质的认识从“物”提高到了“人”的高度,实现了从“共同富裕”到“自由全面发展”的跃升。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始终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使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坚持做到独立自主,互帮互助,共享共建,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当今时代,中国党人在一步步践行“共同富裕”思想中形成了这样的价值理念:必须树立劳动创造财富、能力发展财富、人本支撑财富的观念,摈弃金钱财富、权力财富、资本财富的思想;必须处理好财富与社会发展、财富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财富创造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必须大力倡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财富,反对少部分人垄断国家大部分财富,摆脱人成为物的奴隶的羁绊,等等。这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对财富本质规律的认识,也为实现人的财富独立与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构建新的世界经济文化形态开辟出一条思想通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与进步点亮了一盏明灯。当今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时刻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隐患不断加剧;军备竞赛和核竞赛逐步升级、局部战争持续暴发、恐怖主义事件频起;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疾病肆虐、粮食短缺等问题,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被一系列世界性、全球性难题所困扰。人类社会未来将走向何方?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华夏中心论”,还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都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都无益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基于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入思考给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同志进一步向全世界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蕴含了多样与平等、包容和普惠的精神,充满着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担当和大智慧,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思想精髓,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使命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人类社会唯有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唯有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唯有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唯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唯有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类社会才能真正摆脱困境、面向未来、走向光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中国人民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制高点上,为化解世界矛盾冲突、解决各种争端分歧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中国党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而点亮的一盏智慧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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