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黄清燕等:旅游地日常生活的康复性意义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Mark wiens

发布时间:202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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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是人类关注的永恒话题,旅游和健源上存在密切联系,近年来已成为旅游学及其交叉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旅游地如何促进旅游者健康体验、幸福感甚至社会福祉,是亟待回答的学理和实践命题。基于此,文章将旅游地日常生活与旅游者健康体验联系起来,以丽江古城客栈主与旅游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明晰旅游情境中日常生活对于旅游者主观健康体验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1)旅游地从空间、时间、社会实践3个维度营造了特定时空中的生活新范式与典范形态,建构了环境、日常生活与健康交互新面向;(2)旅游地日常生活为旅游者提供了物质、社会和心理多重资源,形成了生理、心理和精神、社会人际交往能力三维康复性意义结构;(3)旅游地日常生活的康复性意义是在旅游者与旅游地复杂性、动态性关联中建构的,并从生产与消费两端对康复性意义进行共同塑造与整合。研究从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出发,以实证分析回应了旅游、日常生活、健康体验之间的互动关联,为深入理解旅游的意义提供了新思考,也为旅游业实现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现实指导。

  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逻辑,未能有效回应人民对心灵满足与情感归属的需求,“司空见惯”“机械重复”“单调乏味”成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概括与总结,日常生活的意义逐渐被模糊。“生活在别处”“我需要假期和旅行”成为一种时代论调,旅游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大众释放生活压力、恢复身心健康的必要之道[1]。旅游流动隔离了惯常生活的压力和焦虑,促使旅游者能够恢复体力、愉悦心境、焕发精神[2],提升健康、增进福祉日益成为旅游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旅游成为异化日常生活诗意抵抗的同时,旅游地日常生活又以新的空间性和时间性重新彰显出隐含的生机与意义[3]。正如有学者提出日常生活并非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指向了特定社会时空中的具体实践,必须从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出发,才能够更加明晰日常生活的本己特征和意义[4]。旅游地如何在时空转换过程中创造旅游者所希冀的日常生验,有效消解旅游者惯常生活的压抑和困境,是旅游研究与实践发展所不能忽视的重要命题。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丽江古城作为实证研究案例地,试图探究旅游情境中日常生活的塑造与旅游者逃离生活、缓解压力、提升幸福感之间的互动过程,重点考察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旅游地如何创造和构建一种独特的日常生活;二是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地日常生活如何能够让旅游者处于放松、舒适的状态,形成对旅游者健康促进和提升的康复作用与意义。本文力图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审视和反思旅游乃至日常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意义,并为旅游业转型升级提供科学参考。

  日常生活逐渐演变成社会行动者高度熟悉性的概念,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言——“熟悉并非真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日常生活都被置于理论视野之外,被认定为是本质的、平凡的、不值得思考的[5]。20 世纪哲学流派呈现出“关注日常生活”的共同学术取向,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等先哲们,纷纷将研究关注点聚焦在日常生活上,促成了从人类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当代日常生活批判大师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克服了“哲学-非哲学”“有意义-无意义”“无知-有知”的分割,包含了表现形式和深层结构,是经由时空延展具有例行化、重复性、数量化的物质生活过程[5]。列斐伏尔批判日常生活异化的同时,强调了琐碎的日常生活具有一种“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氛围”[6]。学者们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争议,重新确立了日常生活的基础地位和整体性作用,正如Baudrillard所言,日常生活并非是日常行为的简单叠加和总和,也不仅仅意味着平庸和重复[7],而是一个遵循编码规则的意义系统[8]。

  日常生活在宏大理论叙事层面重整旗鼓的同时,其意义却在现实层面悬置,社会大众逐渐丧失了日常生活的“主观能动性”和“亲密度”[9]。人类的逃避主义因此萌动,社会大众开始选择以旅游的方式短暂逃离和抵抗日常生活的异化,并寻求一种凝固在时间里的、停滞不前的、具有更高稳定性的生存形态[10]。早期的研究认为,旅游是逃离和超越日常生活的特殊体验,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逸出和赋能方式[11],旅游使人们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去,进入独立、区别化的旅游世界中寻求本线]。对于旅游者而言,旅游地日常生活褪去了工具性、功利性与焦躁感,显现为本真的生活模样,是充满自由意志的“他者”日常生活,抑或是反日常生活。随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旅游是在非日常环境中寻找日常生活的时空过程[13],旅游体验过程往往嵌入了旅游者的日常生活惯习、经验、思想和价值观,旅游是日常生活的回归、延续与积淀[14]。无论旅游是日常生活的剥离还是回归,都阐明了旅游是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重要情境和途径,已经成为个体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命状态。

  现实情境中旅游者愈发热衷于带着浪漫化、理想化、自由化的欲求,前往“异域风情”的旅游地探求“换一种活法”,旅游地紧扣旅游者反向生活的脱轨体验,发展过程逐渐向日常生活渗透,引发了旅游空间生产的日常生活转向[15],积极发挥日常生活创造性[16],将旅游地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一种消费和体验的景观存在。旅游地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17],物化、景观化、表演性随之与旅游地日常生活交叠,也诱发了旅游发展与原住民日常生活的矛盾、冲突,如旅游地日常生活舞台化与原线],旅游地日常生活实践的“操纵”与反抗[20]、剥离与整合[20-21]等。随着旅游发展的不断完善和进步,旅游地愈加明确其发展不能与旅游地日常生活完全割裂,反倒是需要在旅游地建构过程中凸显人的主观性和日常生验[22],暗含了庶民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23]。旅游发展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实际上是对日常生活意义的重新关注,不至于让日常生活被挤压成为同质的、索然无味、僵死不变的单体,而是在反抗、、协商过程中构造社会世界的普遍生活意义[24]。有学者呼吁,旅游地发展不能忽视和淹没日常生活的积极面、创造性,应该探索那些被称之为“无足轻重”的东西的社会意义[25],旅游地与日常生活势必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由此看来,日常生活对于旅游者、旅游地甚至旅游研究而言,都应给予充分的关注。

  旅游和健源上存在密切联系,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受关注和重视。Pearce将积极心理学引入旅游研究中,致力于阐明旅游体验对旅游者和旅游社区产生的积极影响,其研究表明旅游能够使个体的日常生活更加充实、丰富和有意义,并对旅游者身心健康产生积极贡献[26]

  [27],在异化日常生活的诗意抵抗过程中实现个体的再造[28],因而旅游被视为是一种具有促进自我发展和健康提升潜力的消费活动[2],是旅游者通过空间跨越到非日常环境中追求健康的关键行动[29]。Hartwell等人的研究表明,旅游者寻求产品、服务和体验实质上是为实现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平衡,达到健康和幸福的理想状态[30]。此外,学者们还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旅游能够带动个体积极情绪、促进社会交往、提高生活满意度[31],甚至促进人的幸福感和长寿[32]。近年来,康复性景观(therapeutic landscape)理论在旅游与健康的研究中受到青睐。康复性景观的概念是健康地理学家Gesler 所提出的,已成为阐释特定环境“疗愈功效”的重要概念[33-34]

  [35]。Gesler在后续研究中强调,康复的概念并非是医学层面特定疾病的医疗与治愈过程,抑或是从受损状态到未损害之前的完全恢复过程或者结果,而是指向所有对人类健康和发展产生的主观性和实质性好处,都被归纳为康复的范畴之中[36]。康复性景观概念一经提出便被诸多研究领域所应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将康复性景观的范围从特定的疗愈场所,逐渐扩展至有利于健康的日常生活空间[37-40],从正式的关怀场所延伸至非正式关怀场所。学者们尤其强调日常生活空间的内在美学价值和社交网络提供的安全感和包容感,能够缓解焦虑和压力,同样具有康复功效[36]。实际上,康复性景观阐明了地方所营建的安全、舒适、包容、不受生活限制的“理想化家”“第三空间”“社交天堂”[41-43],为个体提供了物质、情感和社会支持,从而实现了个体健康状态的调整和提升。在康复性景观理论指导下,地方的康复益处和健康意义得到充分确认,包括调节压力和情绪、缓解焦虑、增强归属感、增强幸福感、增加体育活动和休闲机会、促进社会互动和增加社会资本等[44]

  [45]。国内学者徐红罡等提出旅游流动的康复意义涉及了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关系等多个层面[29];黄力远和徐红罡以中国巴马为案例,研究发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符号景观共同作用于旅游者康复过程,并且以长寿文化为核心的符号景观发挥主导作用[46];王珂等人研究了沙漠旅游中身体和精神治愈体验[47]。总而言之,旅游与健康和康复性景观的相关研究充分确认了旅游对于旅游者存在着康复意义和健康促进功能,但是由于地方特质和个体差异的存在,旅游地到底如何对旅游者的健康形成康复性作用和结果仍需系统化的实证探究。基于此,文章试图从旅游地日常生活视角出发,整体探究旅游地日常生活如何能对旅游者身心放松、健康做出积极贡献。

  2.1 案例地特征描述文章着眼于旅游地日常生活与旅游者主观健康体验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选取以慢活为精神本底和地方特质的丽江古城[48]

  [49]。囿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加上饱受战乱之苦、历经灾害磨难,迟慢、易于满足、小富即安[50]深深烙印在了丽江古城原住民纳西族人的性格里,悠闲惬意的生活成了一种集体价值观念[51]。恰巧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丽江古城的原生态文化基因被完整保留、延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丽江古城都是遥远的“香格里拉”“世外桃源”。1997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丽江古城的旅游业突飞猛进,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舒适宜居的空间环境、古朴休闲的生活方式,加上电视剧《一米阳光》、歌曲《滴答》等媒介宣传,大量逃离现代性的都市白领被吸引并驻留于此[52],“生活在别处,别处是丽江”的浪漫想象迅速风靡,丽江古城被渲染成了都市“病人们”的疗伤胜地、精神乐园,这类群体希冀通过在丽江古城亲近自然重新寻找自我、生命的意义[53]。同时,大量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在丽江古城内聚集,他们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迁移到丽江,在生产经营过程融入个人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及生活方式[54],“发呆”“晒太阳”“咖啡吧”“书吧”“酒吧”等成为他们实践日常生活的方式与内容承载,进一步重塑了丽江古城放松、休闲、慵懒、自由的生活方式[55]。时至今日,相较于民族文化或风景名胜,悠闲、放松的另类日常生活更受追捧[56],加之“世界文化遗产”“全球人居环境优秀城市”“中国康养城市排行榜50强”等多顶桂冠加冕,丽江古城已延伸成为旅游者追求身心放松、健康幸福的热门旅游目的地[45]、“心灵驿站”以及“人间天堂”,这为考量旅游地日常生活与健康体验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绝佳案例地。

  笔者于2018年5月22—30日、2019年5月13—22 日、2020 年10 月10—28 日3 次进入案例地调研。通过案例地的整体观察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企业主移民已经成为丽江古城日常生活创造和变革的能动性主体。移民群体在丽江古城的地理框架中,通过日常的“栖居”(habitation)与“习性”(habitus)将丽江古城升华为充满意义和内涵的生活世界[57]

  [58]。因此,本研究首先关注丽江古城客栈主购物消费、朋友交往、休闲活动等日常生活内容,结合丽江古城案例地特征,凝炼旅游地日常生活营造的核心特质和表现形式。笔者依靠熟人关系、滚雪球式抽样,最终遴选出13 位生活方式型客栈主,通过提前预约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访谈之前,笔者选择入住其客栈真实体验,充分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图1),加深理解客栈主的日常生活模式与价值观念。对客栈主的访谈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1)丽江古城的日常生活核心内涵或者特征是什么;(2)丽江古城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营造的。

  通过客栈主对自家入住游客的熟悉和了解,明确其来丽江古城的旅游动机、停留时间和活动安排后,筛选出15位较长时间停留并对丽江古城日常生活有充分体验的旅游者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丽江古城日常生活的感知、体验以及丽江古城生活与惯常生活的差异和对比。客栈主和旅游者的访谈时间从45分钟到130分钟不等,在获得访谈对象许可的情况下对整个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共获取访谈文本246 889 字。访谈对象的详细情况如表1 所示。为了保护访谈对象的个人隐私,将访谈对象进行了编码,编码规则为“主体类型+主体姓氏首字母+访谈序号”,访谈主体类型KZ 代表客栈主,LY代表旅游者。

  访谈过程和资料分析过程同步进行,每结束一次访谈,即时结合研究问题撰写调研笔记,厘清访谈资料的核心要点,辅助质性研究分析工具NVivo 11(Plus)对访谈文本反映的核心要义建立自由节点,并为下一次访谈做好铺垫。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将所有获得的访谈文本汇编、反复阅读,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信息提取、比较分析,对NVivo 11(Plus)软件建立的自由节点依据其意义相同或相近进行合并归类,逐渐筛选出与本研究问题相关的核心类目,在持续归类、多次推敲过程中对旅游地日常生活的营造和旅游者的健康体验进行阐释。

  [60],换言之,日常生活具有时空特性,时间与空间结构共同支配着日常生活的结构性特征。日常生活的主体是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使日常生活表现出独特的社会特质及文化特质。3.1.1 空间实践

  ,“天地人”相生相融的理念至今在丽江古城内清晰可见。丽江古城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及黑龙潭水源,形成了“城依水存,水随城在”的布局特色。位于城北的潭水由北向南蜿蜒而下,散布古城、入墙挠户、自然流淌,古城人民沿着溪水布街辟路、建屋、造桥,充分遵循着河水资源的来龙去脉,造就了丽江古城山水相依的宜人生活环境。丽江古城内部道路街巷用五花石铺就,整个丽江古城雨季无泥、旱季无尘,始终保持着洁净状态。流动的水系与街巷、民居或交叉或并行,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紧密融合,表现出空间结构的灵活性、建筑布局的自由性和街巷系统的有机性,共同阐释了丽江古城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环境的相得益彰、和谐共存。时至今日,丽江古城仍保留着原有的空间结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保护与合理利用相嵌套,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

  “无墙之城”是丽江古城的另一典型空间组织方式。尽管在古城改土归流之后丽江古城曾修建城墙,但是其范围仅仅局限于当时的衙门周围,古城其他区域并没有被纳入城墙范围,除此之外,古城再无修筑城墙的历史记载。没有城墙的古城空间是开放的、自由的、灵活的,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进入古城,古城也与周围的山林、村庄连成一片。古城的开放与城市空间中门卫、铁丝网、混凝土墙、显眼的“未经许可、不得入内”提示、充斥着排斥和隔离的门禁社区截然相反[63]

  。对于丽江古城而言,本身并非纯然意义上的自然空间,而是在生活实践中结成的新空间结构,人们在丽江古城所进行的长期生活实践,将人类行为和经验价值与意义投射在空间之中。随处可见的“发呆”“晒太阳”“喝茶”,穿着民族服饰在四方街围圈“打跳”,在没有车辆来往的古城漫步等,一系列的空间实践叙述着古城悠闲、简单、舒适的日常生活状态

  [65]。客栈主KZZ10 列举了自己的日常空间实践活动,“我院子里摆的是我自己在丽江古城的写生作品,我经常放着音乐、燃个香,然后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画画,别人自然能够感受到我悠闲、文艺的生活状态。”写生作品、音乐、燃香,提升了生活的质感,陈述了丽江古城日常生活的“品位”,同时暗含了自由、主动和理想化的空间实践逻辑,显著区别于现代都市里高速推进的丽江古城休闲生活因而具象化,这种生活实践以巨大的反差性促使旅游者来丽江古城之后能够与自身日常生活达成“间离”(alienation effect/vertremdung)[66]。“生活就是吃吃喝喝,我觉得最高规格的招待就是家宴,在最平常的吃饭中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一天在客栈不是喝茶、就是吃饭,要不就是在泡茶、在做饭。而且,不管做啥,只要我们一天待在客栈,客人看到我们在,其实就是给客人一个安全感,就不会觉得陌生紧张。”访谈者KZW1 所描述的自己在客栈里的空间活动,呈现出客栈日常生活的“回归和家常”,客栈主试图通过吃饭、喝茶、待着等空间实践满足旅游者对生活空间的熟悉需求,以及“定制化的原线]。客栈主将私人化的日常生活完整地嵌入客栈空间,引导旅游者产生“回家”“如归”的空间感,促使客栈空间从旅游者的临时住所,演变成了有意义的情感关怀区

  。客栈主作为丽江古城日常生活的核心营造主体,他们对生活方式的追求,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重新认识,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生活情趣都整合在客栈的空间实践中,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本底、价值引领以及逻辑主线。空间内的布局、装饰和环境都是日常生活的表征和再现,也是客栈主营造美好生活的手段,在营造的过程中,客栈主有意与旅游者的日常生活相连接、重叠,使丽江古城日常生活和旅游者惯常生活在空间实践中达成一致,铺垫了日常生活的熟悉感。丽江古城从宏观层面的空间组织拉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刻画了亲自然、亲阳光、包容自由、远城市喧嚣的生活基调,促使旅游者达成与惯常生活的间离特质;而客栈主群体又从微观实践层面强调了“家常”“回归”,拉近了旅游地日常生活与旅游者惯常生活的距离。宏观和微观的整合,建构了陌生与熟悉、间离与连接兼容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氛围,从这一角度而言,旅游并没有被置于日常生活完全的对立面,日常与非日常二元对立的界限逐渐模糊,旅游地日常生活并非是旅游者日常生活的完全离弃。

  时间往往烙印着特定社会或群体的生活与传统,例如集体节奏、生活次序、活动频率和作息制度等[68],生动地勾勒出日常生活的轮廓。日常生活又通过各式各样的时间标志或符号

  凸显主体生活经验、价值观的汇聚与交流,关注时间和时间性,成为观察和把握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效切入点,而且人们对时间的管理与利用,往往能动地创造出连贯的生活图式。(1)时间结构

  丽江古城普遍流传这样一句话“在这里,最值钱的是阳光,最不值钱的是时间”,这恰好与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的主流意识截然不同,强调了丽江古城的时间结构仍然未被复杂的事物和现代生活的匆忙所触动。丽江古城的时间结构契合了旅游者远离繁忙和时间约束的需求,从而带动旅游者在缓慢的时间体系里调整状态、身心放松,时间节奏的转换也因此被认为是旅游者追求健康体验的主要因素之一[69]。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由时间,那么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

  丽江古城的时间结构传递了个体对时间的主体性回归[71],体现了时间对主体的关怀。丽江古城的时间实践孕育了具有深层文化意义的慢生活图景,这种慢不仅仅是速度上的慢,而是一种内外在的平衡协调,也是一种传统的保留[72],更暗含生活态度、意识形态、哲学思考,牵涉伦理与道德、环境、自我价值、生命意义多个层面的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环境互动过程重视自我价值、生命意义的积极表现

  。慢已经成为丽江古城一种内化的生活旋律,历经历史的延续,渗透于日常生活细节而成为一种习惯性存在[48],促使其在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弥漫下,仍然是遥远却让无数人幻想的“香格里拉”。访谈者KZZ10 提到,“在丽江古城真正忙的人也没有几个,也没有多少要忙的时候。想快也快不起来,街上的店面9点多才会开门,大家基本上是睡到自然醒。”丽江古城的慢旋律提供了一种“非常态化”的时间结构,暗含了时间的另一套价值逻辑,强调在慢生活时间框架里对个体、生活、生存、生命的动力和热爱,时间的客观价值、效益属性被主观化、情感化取缔,转译成为休闲、静心、放松的生活状态。(2)时间展演

  丽江古城从长期生活实践中建构了以慢、悠闲为特征的时间体系,丽江古城的旅游者与经营者又依据这一时间参照体系,以发呆、喝茶、晒太阳等时间展演方式重新彰显了时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客栈经营者的时间展演与管理集中于喝茶、聊天、晒太阳、发呆等各类活动,这些活动之间并无固定顺序和客观规程,“随心所欲”成为时间利用的逻辑主线,时间安排充斥着随意性、不确定性,完全超越了忙碌、紧张、程式化的时间范式。客栈主KZW1一天的时间安排便是这种时间范式最为直接的佐证:“我一天的主要时间就是喝茶,喝茶的同时和客人聊天、玩手机、看电视,当然偶尔还自己做个饭、做点甜品招待客人,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这无所事事。有的时候也会去朋友那里玩,去喝下午茶,我本身就是爱旅游的人,也会带父母出去玩,周边这些野山荒山,我没事也会开车去逛逛。”分析上述访谈资料发现,客栈主的时间安排与管理将悠闲、淡然的时间模式具象化,强化了丽江古城非常态、非结构甚至是反结构化的时间韵律和生活模式。

  旅游者LYC6对比了自己和客栈主的时间管理差异,进一步强化了“非常态化”时间结构的清晰呈现。LYC6在上海某银行从事银行金融业务管理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应酬让他感受到生活的乏力和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他在访谈中讲述到:“我虽然是个高管,但是我照样得按点上班打卡,甚至在员工都下班回家了,我还要陪着客户应酬,周末还得送娃去各种培训班,开车去哪都是先看看哪条路用时最短,我的时间里全是工作、家庭和孩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喘不过气,但是没办法,工作上不努力就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只能没完没了地不停转,直到转不动的那天。你看看这客栈老板,一天就喝茶、玩手机,人家钱也照赚,真不知道自己忙忙碌碌的意义在哪?”在LYC6 看来,自己的时间安排贯穿着“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分析与判断,强调时间的生产性使用,自己也成了被时间支配的工具人,这种快节奏安排下的生活让他疲于奔命,进而忽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找寻不到生活的真正乐趣和意义所在。而丽江古城的时间利用往往遵循“情感满意最大化”的价值逻辑,个体重新回归成了时间的掌控者和主导者。

  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交往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破解了距离对交往的限制,同时也消解了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密,大部分现代都市人都深陷社会交往疏离和缺失的尴尬之中。与此同时,现代性本就有追逐世俗功利的一面,社会网络结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功利主义的侵蚀,社交人际往往嵌入互惠往来之中,人们甚至被固着在特定的、狭小的圈子里面。

  丽江古城隶属茶马重镇,自古以来多文化、多民族和合共生,社会氛围极具包容性、开放性。加之旅游业发展兴盛以来,纷繁复杂的外来经营者蜂拥而至,外来人口比例较大、人口构成复杂,旅游者和移民的强流动性进一步促使丽江古城的社会网络结构不具有稳定性。正是由于丽江古城的包容、复杂和不稳定,更加有利于建构简单、轻松、无拘束的社交氛围,各类群体能够从中获得社会支持、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访谈者LYX3提到:“丽江古城是个浓缩性的中国社会,在这可以观察到社会万象,什么样的人都有,画家、文人、商人、歌手、舞者、企业家,甚至各种你觉得千奇百怪的人,都攒在这一块儿,但是在这里谁都不觉得谁奇怪,每个人都能被这里接纳,每个人也都接纳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旅游者在惯常生活环境里建立、拓展和维系自己的社会网络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无力避开负性影响的群体交往,社交氛围被功利或者有用的价值观念所主导。相比较而言,在丽江古城的生活环境里,社会交往结构趋向简单,关系走向单一,个体完全可以按照自身的主观意愿去选择社交,采用“真心实意”“随心随意”“无欲无求”来满足自身的社交需要,剥离了现实生活充满利益的关系网络,建构了本真化的整体社会氛围。访谈者KZL8对比了北京和丽江古城的社交氛围感知,他提到:“我在北京打拼了30 来年,身处在各种名利场,我的社交关系基本是围绕公司利益出发的,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看得惯或者看不惯的人都躺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我戴着面具跟人交往,人家也戴着面具跟我打交道。到了丽江古城这几年,我其实没结交多少人,吃完饭出去散散步,偶尔结交一两个朋友,仿佛回到小时候那种玩伴关系。”

  在丽江古城,客栈成为旅游者及外部群体体验当地生活的核心场所,客栈主往往很清楚自身乃至旅游者所需要的社交感受,重新建构社会交往的亲密度。访谈者KZW1 提到自己会通过做饭为媒介培养与旅游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并将旅游者们纳入以客栈为核心的集体结构中:“吃饭其实在中国而言还是社交活动的中心,大家在一块儿吃吃喝喝感情很快就能够升温,当然,这个和城市里那种宴请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彼此之前没啥利益诉求,就算是有,也就是想让他们感受这里的生活气息。”做饭、吃饭催化着客栈主与旅游者“生产-消费”关系转化为朋友关系。客栈主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也促使旅游者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日常交往的温暖,让旅游者在这种环境氛围中能够卸下心防,敞开心扉,主动积极地进行社会交往。

  旅游者LYX3提到:“这里的人,尤其是客栈主,对人走心,我说的走心不是那种刻意的、虚伪的热情,而是真诚的、真实的、舒服的。我们出来玩是希望有家的感觉,却又不希望有家的压力,自己的家怎么都和生活有关,会有压力,但是到了丽江古城这里,不一样的。来这里,尤其是在客栈,我感觉自己并不像是客人,就像是主人,饿了就去厨房找吃的,想要什么直接问、直接找,没有那么多约束的感觉。”客栈主以走心和真诚为旅游者营造了在丽江古城的“家外之家”,让旅游者充分感受到了人间温情和人性美好,并获得相应的情感和社会支持。丽江古城的生活中,客栈主与其他人、客栈主与旅游者、旅游者与旅游者重新建立联系,形成了简单的社会网络结构,包容、宽松、真诚、热情的社交氛围为彼此提供了各种机会,互相分享、敞开心扉、获得支持、达成共识,逐渐弥补了日常生活中社交的缺失,重新彰显了社会交往的情感关怀。

  丽江古城从空间、时间、社会实践建构了“心灵的栖居”,营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亲密和谐的生活模式,进一步创造出利健康、利生存的环境氛围[74]。Duff 认为,康复性景观是在地方实践和互动中建构和创造的,同时呼吁人们关注地方更广泛的(人类和非人类)物质、生物、空间、社会和情感成分的康复功效

  。旅游者通过与丽江古城日常生活邂逅的具身体验,在时空情境转换下得以与生活协商、调适与重构[76],在“脱域与归域”之间寻求并实践内心所期待的“生活需要”,并以“主体性-环境”关系的能动性,调适自身的健康状态。旅游者与旅游地日常生活接触、交互,以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对他者的日常生活进行探寻、凝视、阅读、理解,并通过照片、录像、评论转译成为生活方式的解读,从中找寻到日常生活的生机和活力,旅游者的身体得到更新,精神得到解脱,灵魂得到再生。为了进一步明确旅游地日常生活呈现的康复性意义,本文基于对材料文本的分析与归纳,并通过NVivo 11(Plus)软件对调研文本数据分析,充分梳理了旅游者对于健康的主观感知和实质性反馈,构建了生理康复(共建参考节点115个)、心理与精神康复(共建参考节点160个)和社会人际交往能力康复(共建参考节点121个)3大节点,最终呈现了旅游地日常生活的康复性意义结构,如图2所示。3.2.1 生理康复

  根据NVivo 分析结果(图2)显示,旅游者生理层面的健康体验集中于身体活动量大、便秘缓解、降火、食欲好、睡眠时间长、睡眠质量高、皮肤状态改善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发现,旅游者生理健康的调整与康复主要得益于丽江古城舒适的气候、安静的环境以及仅可步行的道路体系,远离车水马龙,有效躲避了都市的喧嚣[77]。访谈者LYG10 提到:

  “我来丽江古城之前皮肤一直过敏,皮肤不是特别好,加上张家口比较干,所以从春天一直过敏就没有好,脸上一直起疹子,特别地痒。到这儿以后,感觉好了一些,这边空气好、湿度也可以,我本来是只准备待5天的,来这儿之后过敏好了,我就不想回去了,但也不现实,所以就想办法尽量多待了几天。”

  丽江古城的日常生活囊括了系列的休闲活动,甚至休闲活动或行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构成,随处可见的发呆、聊天、晒太阳、品茗、读书等一系列招牌便是最好的佐证,而这些活动本就暗含着促进健康的价值。喝茶是丽江古城最为普遍的日常活动,也是促进旅游者身心健康调整的重要媒介。学者们陆续发现,普洱茶多糖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具有抗氧化、降血脂、降血糖、抗突变、助消化等功效[78]。客栈空间内布置着专业的茶台,加之客栈主专业的泡茶工艺,旅游者在客栈内或多或少会参与到喝茶活动中,正如访谈者LYP2 提到:“像我的话,我是那种容易上火的体质,来丽江古城跟着他们喝茶,我这几天一直都没有上火,而且之前舌头上起的泡也消了,多神奇。加上这边人喝茶,很专业,有一整套的流程,看人家弄这,就会觉得应该慢下来,好好享受,一杯热茶一喝,就更加舒服了。”通过参与到喝茶活动中,普洱茶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得以在旅游者身上体现,传递出生理健康的利好状态。同时,丽江古城的喝茶作为一种减速逻辑,“温杯、洁具、洗茶、泡茶、倒茶”一系列的操作,强化了旅游者与景观之间的互动

  ,是客栈主有意识的慢生活标记,让喝茶的旅游者放慢脚步,从喝茶的仪式中感受到慢下来、放松下来,抛却常规环境里的加速逻辑和效率模式,构成一种强调缓慢和放松逻辑的生活模式,进而引导着身心放松,处于一种舒服状态。3.2.2 心理与精神康复

  由图2 的文本分析结果可知,旅游者在丽江古城充分体验到诸如放松下来、压力释放、沉静、开心、精力充沛等心理与精神层面的积极调整。在旅游者惯常时空环境里,速度霸权、竞争机制、物化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抑、心理焦虑甚至是精神黑洞,压力化生存诱发了一系列“现代文明病”,抑郁、焦虑等心理困扰日益普遍,因此借由旅游逃离来激发心理的解放与救赎。访谈对象LYS9在访谈过程中明确表示:“我之前是做音乐制作,14个小时连轴转都是经常的事,精神紊乱,生活规律错乱,自己精神上真的承受不了。跑来这里很放松,精神上不会那么有压迫感,因为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就精神紧张,在这里就不会,这里的日常生活,我就是一种热爱。丽江古城,是生活出现问题之后,帮我疗伤、帮我平复的一个地方,待了这么多天之后,明显心也定下来。”旅游情境下空间、时间、社会交往聚集形成了具象的日常生活,借由旅游者的多重感官体验、参与和互动、休闲调适,重新给予了个体以生活指导,从而实现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改善[33]。

  丽江古城的日常生活营造是地方生活群体探索自我、追求存在意义、充实人生、维持内外和谐的主观努力,充满了生活的理想表达和向上力量,包容的空间、自由的时间、本真的社会交往,如此反差性的生活为旅游者提供了暂时喘息和逃避的时空机会。“丽江古城慢悠悠的生活确实挺治愈的。就是到这其实也不用去做什么,你就能够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生活这么美好,有啥想不开的。”(LYP2)“在我自己的生活里,有啥烦恼都只能自己去调解,别人也都忙得没空理你,容易钻牛角尖。在这里,大家都经常坐一块聊天,聊完心里会敞亮很多。而且你看他们这些人一天泡泡茶、聊聊天、弄弄花儿,生活过得多滋润,自己为啥要过得那么累,没有必要。”(LYB15)上述访谈者以慢悠悠与想得开、聊天与心里敞亮、生活滋润与没必要累的示例阐述了丽江古城日常生验促使旅游者反思和重新重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带动旅游者在丽江古城日常生活框架下去尝试释放压力、调整心情,最终实现了心理、精神状态的更新,并且延伸出更好自己、更好生活以及更好未来[79]的价值追求,这便是日常生活健康体验的更深层精神含义。

  丽江古城从社会层面建构了友善、充满人情关怀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支持系统,缔造了和谐且充满活力的社交氛围,这与惯常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功利性截然不同,进一步形塑了旅游者的群体认同、社会认同乃至自我认同,达成了多元群体“多重疾病”和“整体健康”的综合疗愈与提升[80]。

  LYW14提到:“我是遗传性白化病患者,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被歧视,慢慢地就没啥自信了,自己也就把自己边缘化了,其实内心特别渴望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与空间。到丽江古城之后,发现并没有人问起或者好奇我的白化病,我从这种包容性的环境里,没有感受到别人的负性评判和嫌弃,而且客栈老板和客栈的其他客人一起去酒吧、一起做饭吃饭、一起出去浪,我找回了一种能被正常对待的自信。”丽江古城的包容性极为凸显,各类群体都比较容易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破解熟人社会对个体的身份划定和社会分层。《去丽江疗伤》一录了各种被现代生活创伤的都市“病人们”聚集在丽江古城,从处于尘世的边缘变成被丽江古城的生活和集体所接纳[53],实现了群体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整合。

  分析访谈资料发现,旅游者在丽江古城有诸如“熟络快”“社交范围广”“容易融入”“治愈失恋”“相处舒服”“能够信任”“聊得来”“愿意分享”等一系列的社会健康体验。大量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建构起了丽江古城日常生活与旅游者社会健康体验的关联,例如,以喝茶为媒介,旅游者能够与客栈主、同住的客人等群体产生诸多的非正式互动,即使是相互不熟悉的人也都能够一起喝茶聊天,人与人的距离感因此被拉近,提供了相应的时间和空间,与他人产生社会互动,这种互动促使旅游者避开城市人际关系缺失与淡漠。除此之外,如笔者在案例地调研过程所亲身经历的一起菜市场买菜、客栈做饭等诸多日常活动,有效地建立了个体与地方、与地方生活、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消除了外部群体和内部群体的间隔,提供了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机会,加速推进旅游者在地的情感融入甚至是地方认同。

  旅游地日常生活与旅游者健康体验的互动关联,实质上阐明了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之间正向的依赖关系。进一步而言,旅游地日常生活营造过程借由空间、时间、社会系列实践,将旅游地物质与非物质要素与健康、人类福祉积极联系,建构了环境与健康交互的新面向,并将康复的意义和价值嵌入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弥补了旅游者惯常生活中自然、人文等资源缺失,将旅游者惯常生活与旅游地日常生活交叠与重合[81],促使旅游者在地停留过程能够处于一种自然、放松、舒服的状态,最终转换化旅游者身体、生理和精神、社会健康的整体康复与提升

  (图3)。追根究底,旅游地日常生活的康复性意义本质上是旅游地与旅游者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健康与幸福、生存质量、生命意义的共同追寻。图3 旅游地日常生活与旅游者健康体验互动框架

  丽江古城空间组织重新建立个体与自然、社会的亲密联系,亲自然、亲阳光的生活空间结构,舒适与放松安置在整体空间内,回应了中国本土文化自我与宇宙的天然紧密联系,是为获得健康、幸福和长寿的必要途径和先决条件

  ;多元化的空间活动展现了个体对于生活和自我的情感关怀,尤其是对于旅游者而言,实现了从逃离(惯常生活空间处于混乱和不确定中)到避难(感觉安全、更舒适和建立一种归属感)到冒险(尝试新的追求,学会不受生活的限制再次热衷“生活”)的转变

  。由此可见,旅游地日常生活空间实践层面所刻画的宜居性和舒适性,并非是直接的身心疗愈意义赋予,而是借由旅游者与自然、生态、社会亲密联系中健康与幸福的整体提升。非常态化、悠闲、慢活、无序性、非理性的“异时间”时间结构与内容,有效反抗了旅游者日常生活的时间荒、时间压力、时间囹圄,彰显了时间体系中人的积极存在、能动存在和主体性存在[83],进而延伸成为日常与非日常、工作与生活、快与慢、束缚与自由、程式化与多元化的对比、平衡与协调,让旅游者逐渐从忙碌到慢下来,旅游者能够直接在身体感官和心情上体会到舒适、舒心、愉悦、满足

  ,进而唤醒了个体对时间、生活、生命的积极反思,从这一角度而言,时间实践引导旅游者从身心平衡、自我内外部平衡上汲取健康与幸福的正能量,从而缓解身体疲劳和心理压力,间接促进了康复意义的呈现[45]。本真化、亲密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以及轻松、自由的社会氛围塑造,使得旅游者能够充分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日常交往的温暖,逐渐卸下心防、敞开心扉、主动积极地进行社会交往,并从中汲取社会支持、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正如Deleuze 所言:“‘好的’邂逅会转移到个体的身体中从而使个体充满喜悦”[85],旅游地日常生活社会维度的实践与呈现,直接带动旅游者重新处于社会人际交往良好的状态,也有效保证旅游者身心能够处于一种喜悦状态,成为提升和促进旅游者健康的必要保障性条件。

  空间、时间和社会实践积淀了旅游地日常生活内在结构的独特性,旅游者时空行为、具身体验等外在力量被纳入内在结构中,使旅游地日常生活的康复意义得以建构呈现、强化,由此回应了康复性意义的生成是自然与社会、个体与地方“交织共同体”[86]。旅游地日常生活暗含了“别处生活”的审美化、精致化修饰,契合了现代社会个体潜意识中对美好生活、生命意义的主动寻求,个体从中获得的正向能量和积极情感资源促使旅游体验从世俗化的感官体验、娱乐放松转向更为深刻的健康调适,甚至是精神层面抑或人格层面的充实与完善。正如Conradson 所言:“康复性体验是一种关系结果,是个体与更为广泛的社会之间一系列复杂互动过程中产生的”

  ,旅游地日常生活为旅游者提供与生活协商、调适与重构[10,88]反差性环境空间,综合作用并正向调动旅游者身体机能、心理心智、社交机能,进而促使旅游者达成放松、静心甚至“心闲体静”“心宽体健”的康复结果[89]。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旅游情境中看似平庸的大众与日常生活的力量,会以或隐或显的反抗形式推动空间的生产[16],重新彰显出日常生活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本文聚焦于日常生活与健康体验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试图阐明旅游情境中日常生活与个体健康的互动过程和结果,通过研究,主要获得以下几点结论。

  (1)旅游地从空间、时间、社会实践3 个维度营造了特定时空中的生活新范式与典范形态,建构环境、日常生活与健康交互新面向。旅游地日常生活从空间、时间、社会三维度构成了生活的理想化图式,远离旅游者自身的日常生活,同时又以“如归”衔接旅游者的生活惯习、习惯和经验,打破日常与非日常二元对立的传统,日常和非日常生活彼此补充、再现[90]、平衡、协调,促使旅游者重新建立了与自然、与生活、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提供了充满安全、舒适、包容的理想化“第三空间”

  ,缓释了旅游者的身心疲劳和精神压力,促成了利于健康的整体氛围。旅游地日常生活是人为修饰构造的生活情境,暗含了迎合旅游发展的表演成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过程也呈现了旅游地、生活方式型移民等不同群体对日常生活意义的重新关注和情感关怀,这也同样给旅游地开发管理以重要启迪,即旅游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场域,新时代背景下旅游的发展必须要更多元地、更多层面地与简单、前现代、本线]相关联。(2)旅游地日常生活的营造,为旅游者提供了物质、社会和心理多重资源,形成了生理、心理和精神、社会人际交往能力3 层康复性意义结构。旅游地日常生活包含大量被看作是原始的甚至是理想的康复性物质(如阳光、空气、河流、步道、古朴建筑等),引导着旅游者更广泛的感官体验,从而使其处于一种舒服状态,缓释了旅游者的身心压力和疲劳。强调舒适、休闲和亲密关系的旅游地日常生活,形成了类似情感避难所的资源集合,契合了现代社会个体潜意识中的主动寻求,从而诱发了旅游者的情感共鸣,推动着个体思考身体的意义、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兴趣爱好、自我认知、对未来的期望等,进而使旅游者能够暂时性实现情感静修、日常社交平衡、心理和精神愉悦。此外,旅游者从中获得个人的能量和积极情感资源进一步成为旅游者正视生存、生活和生命意义的重要支持,这就意味着旅游对于健康的价值不仅仅是身心亚健康的调整和治疗,而且是扩大为促进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和清除健康障碍的预防机制。

  (3)旅游地日常生活的康复性意义是旅游者与旅游地复杂性、动态性关联过程中建构的,其本质是旅游地与旅游者在生产与消费两端对康复性意义的共同塑造与整合。旅游地日常生活是特定地方背景下不同资源、主体和能动性之间构建和生产的具有内在延续性的“时空惯例”,借由空间、时间、社会实践为旅游者健康体验提供了物质、情感与社会多元支持,且积极进入、渗透并形成旅游者感知体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旅游者会调动身体不同机能积极地进行自我重构,并在一种持续过程中对自我、生存、生命进行反思,力求通过旅游地日常生活的主观体验把握自我和生命的深刻含义,最终回归了现实生活和实际自我,达成了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协调。

  丽江古城从空间、时间、社会层面塑造关于日常生活价值和意义的中间景观(middle landscapes)[92],这一景观的形成既与当地环境、气候、历史等内生性结构要素关联,又与外部世界多元群体的流动、参与、体验、建构相联系,是由生产与消费两端共同协商而成的“舞台化的线],也是一种高度凝炼的“超现实”

  日常生活。而实实在在的丽江古城原住民日常生活,未必是丽江古城所标签化、浪漫化、旅游化的模样,尤其是在旅游者、客栈主等群体与古城原住民接触、交往、互动甚少的事实前提下,因此,丽江古城日常生活的主体是单一、多元还是去主体,仍然是值得反思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丽江古城在“分化”与“变迁”过程中,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94],在此状态下人们更大程度遵照真实想法、主观意愿,与现代性和全球化过程中程式化、结构化生活状态相歧离,并呈现出所谓“反结构”[95]特征。而丽江古城所形成的日常生活图式,并没有完全扬弃传统日常生活内在图式的自然性、经验性和人情化及其超稳定的文化结构

  ,反倒是在批判与继承中隐含了社会大众对生存、生活、生命有意识的、能动性的、创新性的、变革性的实践,从主体层面有效激发了日常生活的创造力和新生活力。此外,异时空环境中理想化、暂时性日常生验,与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互动依然比较有限,脱离旅游地特定时空环境后,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仍然饱受现代化浪潮高速推进的支配和压制。在生活质量提升的实践中,势必会存在将“美好生活”执行为一种物质化、表面化、感性化的外在理解[97],对日常生活“美”与“好”的讨论,更像是对现代性的追问,如何在转型发展中避免日常生活的悲观沉沦、意义模糊正面临现实的考验。旅游业作为幸福导向、健康导向、文明导向的产业[98],如何转化健康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

  ,形成增进社会福祉和人民幸福的清晰路径,也是未来相关研究所需要回应的命题。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2年第2期,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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