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一词的流行及其历史内涵

　　内容提要“文化人”一词在抗战时期的出现和广泛传播，是一种有着丰厚历史内涵的文化现象。在当时，它大约包涵两层含义：一是特指专门从事文化事业和宣传工作的人士；二是泛指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一般知识分子。它是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产物，也反映了当时政府和民众对于广大致力于文化抗战的人士的期望与尊重。“文化人观”构成了新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化人”一词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然而在抗战时期，它却是十分流行的。它的出现和广泛传播，不单是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还是一个凝聚着丰富历史内涵的文化现象。

　　抗战时期，较早使用“文化人”一词的，可能是文化界著名人士邹韬奋等人。1935年12月27日，由邹氏起草并发表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就写道：“我们文化人在当前爱国救亡的中，实在还没有尽我们时代的任务”，因此必须赶紧行动起来，“本着各自的文化领域，用各种方式”，去为全民族抗战效力。该宣言为文化界人士提出了五项著名的“要求”或“呼吁”，在当时的社会上尤其是文化界曾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影响。1936年6月28日，邹韬奋再次使用了“文化人”一词，他在《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一文中，希望“全国的文化人以及热心中国文化的朋友”，对大众文化要加以“严重的注意和切实的研究”。

　　由于邹韬奋等人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文化人”一词此后遂逐渐传播开来。到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陕甘宁边区，也不论是在报章上，还是在一般著述中，“文化人”一词开始成为十分常见的词汇了。接下来的几年里，它变得越来越流行。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和全民抗战爆发的前夜，“文化人”一词突然出现并迅速传播开来，原因诸多。笔者以为，它首先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再度觉醒的直接产物。

　　“五四”以后，特别是大失败以后，知识分子就其整体而言，已经逐渐丧失了作为社会变革启蒙者和民族救亡领导者的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又使他们那种超越社会阶级观念之上的知识分子群体意识趋于分解。在左翼知识分子当中，已经很少有人再以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而感到自豪，相反，他们倒常常为此而感到苦闷和痛楚。正如著名文化人胡愈之在1936年7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揭示的：“‘知识分子’这几个字，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已变成一个骂人的名词。说起‘知识分子’，和说起‘官僚’、‘政客’、‘买办’这些名词一样，即使不至于教人憎恶，至少也教人瞧不起。……不但一般人瞧不起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往往瞧不起自己。”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心态之一斑。可是，到华北危机爆发的时候，情形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用胡愈之的话来说，“到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知识分子终于觉醒了”。从“一·二九”运动爆发到全民抗战开始之前，“由知识分子推动，由知识分子参加，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震动了全国、震动了东亚、震动了全世界”。他们自己也因此获得了某种群体意义上的“新生”。这种“新生”的主要内涵在于，在民族危机的极度刺激下，在发动全民抗战的最初实践中，知识分子群体强烈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独特作用和社会使命。那种唤醒民众于蒙昧、拯救民族于危亡的自我意识及其与之相伴的强烈的使命感，都因之迅速觉醒并空前地增强了。1936年至1937年文化界掀起的“新启蒙运动”，可谓这种知识分子觉醒的典型体现。于是，“文化人”一词就应运而生了。它从知识分子自己的口中脱口而出，笔底自然流露，终于流行一时。

　　从当时流行的情况来看，“文化人”一词大约包涵以下两层含义：一是特指专门从事文化事业和宣传工作的人士；二是泛指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一般知识分子。应当说前者在当时更能反映这一群体所承担的社会任务和所特具的文化功能，也更能准确地体现他们的时代性角色特征。因为很明显，在当时那种特定的背景下，一个知识分子光拥有知识和文化是绝对不行的，他还必须能够运用其文化知识去直接为民众服务，为抗战效力，以成为社会真正需要的知识传播人和“文化工作者”，否则将毫无出路。40年代初，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曾经如此写道：“‘文化人’这个名词有人觉得不妥当，以‘文化工作者’这个名词较妥，但因为大家说得顺口，就用用吧。”这里，他一方面说明了“文化人”一词在当时的主要社会意义应为“文化工作者”，同时也透露出“文化人”一词之所以流行，原因之一正在于它同“文化工作者”等词相比，要显得更为简洁和顺口。当然，从词汇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化人”一词的上述第二层含义，对于该词的流行也并非无关紧要。由于它扩大了词汇的内涵和适用范围，使其在很多场合都能够直接取代“知识分子”一词，因而也就更容易满足那些缺少“文化”的边区百姓和前线将士在称呼他们时那种亲切直截而又简洁明了的需要。实际上，“文章入伍，文化下乡”，文化工作者走出大城市、“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往民间伸出去”，也未尝不是“文化人”一词在当时被叫得响的原因之一。

　　此外，“文化人”一词的流行，也与当时国民政府、边区政府和社会人士对于文化工作者在抗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独特功能普遍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以笔杆为武器的群体，在抗战的烽火中四处漂流、顽强奋斗，他们的行为就其整体而言，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因此也赢得了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尊重。当时，无论是还是党，都成立了专门的各级“文化工作委员会”，无不重视文化人抗战能量的发挥和文化工作的意义。具有国共合作性质的部第三厅的设立，可以说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抗战的异常活跃和抗战宣传功能的有力渗透，文化工作者们无所不在的声音与身影，政府和民众对于广大致力于文化抗战的人士之冀望与尊重，这些，无疑都构成了此时“文化人”一词广泛流行的社会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文化人”一词也是新主义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词汇。这不仅因为它在这一时期有关边区文化问题的历史文献中随处可见，而且更在于它所指代的那一特殊人群聚集边区后，对于的事业曾产生过一种全方位的影响。譬如，就新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而言，文化人汇聚边区后所发生的积极作用就不容忽视。简而言之，这种作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给边区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热”，进一步促进了高层的理论兴趣，推动了他们从文化思想的高度来全盘考虑新主义的诸多问题，并由此增强了他们面向未来、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二是、张闻天在建构新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时，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些文化人思想的启发和影响，有的认识甚至是同他们共同讨论、交流和辩论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对于“文化人”本身的认识和如何对待他们的思想，也就是“文化人观”，事实上也构成了新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当然也是大批文化人光临边区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显然还缺乏这样的机会和条件。可惜这一点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了。在这一时期主导文化工作的最高那里，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不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得到了空前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张闻天，他在那篇同样为新主义文化思想起到奠基作用的文章《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和稍后为中央起草的文件《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时期关于“文化人”最为集中、最为深入的专题论述。张闻天称“文化人”为“精神劳动者”，“灵魂匠人”和“精神生产品的生产者”。他大声呼吁：“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的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为此，他还细致地分析了“文化人”在生活、工作和个性等各个方面的特点、长处与不足，并作出了正确的应对指示。其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一种对于“文化人”的了解、体贴以及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护。这些文字，至今读来，仍然让人感到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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